论文：《在新时代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宋才发

凤凰新闻社讯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党的全面领导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保证，党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在新时代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将满足人民美好幸福生活需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跃迁，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独特的实践逻辑和发展内涵，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原创性贡献，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贡献新的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人类文明的动力和手段。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L综合评价（A刊）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来源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广西优秀期刊《广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专题研究·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栏目首篇发表宋才发《在新时代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文。《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社长梁培林，总编周玉林，副总编覃合、黎伟盛。副总编黎伟盛任本文责任编辑。

在新时代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宋才发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出现都离不开创造者对自身历史条件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尤其依赖于对自身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用“五个共同”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率领人民进行不屈不挠斗争和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光辉历程，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率领人民前赴后继完成独立、自由、解放、民主、富强和幸福的历史重任和丰富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本质上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视角，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完整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卓越贡献。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契机

（一）孙中山对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理性选择

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现代化”肇始于16—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是一个充满欲惑遐想的词汇，1930年在我国问世。110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通过辛亥革命运动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了延续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尽管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没有使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汇，但是孙中山晚年对中国新出路的探寻，已经渗透现代化的思想精髓。笔者发现孙中山在1894年11月与友人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正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开端。他把革命激情转变为革命行动和革命实践，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和革命追随者。“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他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修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提出争取民族独立、创建民主国家、解决民生问题的奋斗目标。“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根据民主共和的原则和权力制衡理念，实现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性选择。这主要体现在他“颁布了一系列发展工商、改善社会、革除旧制旧俗的法规与条例，组织制订并颁布了具有民主性质与共和精神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面。他在《实业计划》中雄心勃勃地提出“中国未来应该超过英美”。在《建国方略》中断言：“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孙中山为中国现代化绘制的最初蓝图，如在《实业计划》中规划的“高原铁路系统、三峡大坝、浦东开发及大港建设”，不仅果真都一一地变成为现实，而且他当年设计的进藏铁路“线路规划、车站设计等等竟然同今天的实际如此吻合”。孙中山把民生问题定位为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内容，将民生问题视为驱动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定律”。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追赶欧美”就是无稽之谈。只有政府“政治才能修明，人民才得安居乐业”；只有国家权利实现“民有”“民治”“民享”，才能实现“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的蓝图，因而他倡导“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发展理念。孙中山是在绝望中遇到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开启了中国人探索新文明形态的进程。在20世纪初孙中山开始观察和探究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对苏俄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表示欢迎，他的世界观经历了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迅速转变。孙中山在100多年前不仅预言“中华民族一定会振兴起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取得成功”，而且明确指出“中国的成功不会威胁别人、加害别人，只会造福世界”“对全世界都有好处”。100年后的今天，孙中山的预言基本变成了现实。

（二）公有制是建设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须臾离不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关系的核心说到底是经济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构成了人类历史创造者“人民”的逻辑前提。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现的是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人民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的所有制关系。因而它比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都更加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更加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生产资料公有制构成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基础，新时代的现代化必须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遵循从公有、到共有、再到共富的逻辑推进。共同富裕须臾离不开所有制结构和物质基础作保障，也须臾离不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保驾护航。这里的“所有制结构”，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里的“物质基础”，就是社会财富归全体人民共有；这里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群众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是关乎国家性质、社会发展全局的经济基础，而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依托。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实践检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形式，是新时代最能发挥好公有制、多种所有制以及混合所有制的作用，是新阶段、新的历史进程中巩固共同富裕所有制基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自秦以降，制度始终是定国安邦的根本。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把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载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大政方针确定下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这个重大决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公有制为主体是建设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石。基本经济制度在新时代新阶段实践中的不断完备化，是新时代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制度保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决定，完整地折射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内在需求。因而在新时代现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导致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全球增长动能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然而经历过人世遭逢磨难的中华民族挺住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显示出它前所未有的优越性。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国际地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成熟和定型，既为在新时代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在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就率先崛起。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使然，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及其历史局限性日益显露出来，社会主义正是以其超越资本主义的崭新文明形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式现代化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提出来的，“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表述，是在本质上、方式上都有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现代化标志着一个国家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发达的发展全过程。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样本对西方现代化顶礼膜拜，由于脱离了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国情实际，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效仿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本末倒置的问题。社会基本矛盾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矛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矛盾规定着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源泉和动力，是人们正确开展实践活动的重要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不断推动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决定了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发展重心。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在新时代新阶段不断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即是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客观本质和时代价值，在于破解发展难题、化解风险、聚焦问题，推动现代化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立起了独立自主、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以此作为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依据，不断进行现代化方案、战略改革调整，把“五位一体”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整体向前推进，终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然而人们的现实生活具有层次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美好生活是生活的一个发展样态，贯穿于人类生活发展的全过程。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突出体现在追求更高品质的物质生活、更加绿色健康的生活、更高水平民生改善的生活、更加公正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和更加安全的生活等六个方面。当下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从党的八大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中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嬗变而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大转变，必然对现代化建设事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不但“需要”的内涵与层次有了极大的扩展，而且范畴也已从物质文化扩大到物质、精神、社会、制度、生态等诸多领域，经历了从“生存”到“生活”再到“美好生活”的全链条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举全国之力，解决好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夙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其突出表现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已成为构建新阶段新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二十大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创新”确定为“第一动力”，这是执政党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近年来国际市场由于受到低迷不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诸多因素影响，依托国际大循环已经难以为继。在“十四五”规划实施期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发力；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依靠创新不断提高生产质量与生产效益，用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在不断优化国内经济质量、壮大国内经济体量的同时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的同时，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形成内外联动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立基石

（一）中国共产党确立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范式，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崭新“版本”。尽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等“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创造性示范和全新选择。这里所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就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没有、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能够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成为塑造中国奇迹之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之路，而且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之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源自于中华民族的文明精髓，5000年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支撑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难于形成体系，尤其不容易在人民的心里扎下根。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华民族文明思维的基本要素，凝成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活的灵魂，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支撑，注入了中华文明的道德源泉、赋予了中华文明的实践智慧。在“十四五规划”实施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需要从精神富裕的高度认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好传承好。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个大变局中最重要的自变量，它正在引领人类社会成为更加开放包容、和谐美好的新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的推进，使得人类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卓越智慧和坚实力量。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从整体上消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或“赤字”提供了创造性解决路径的示范，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引领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转折点

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人民绝对贫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根本、以“社会”为核心，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了一套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鞭挞社会邪气的道德准则，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中国力量”说到底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团结的伟大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须臾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奋斗。习近平指出，“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了句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少了任何一个方面就是不全面的；二是全国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谁也不能少，落下谁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彻底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新阶段的重要转折点。未来只有彻底巩固脱贫成果并实现与乡村振兴对接，稳妥处理好新时代新阶段面临的纷繁复杂的社会主要矛盾，用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与日俱增的社会财富，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习近平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共产党执政兴国、治国理政的最大底气。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惠及14亿多人口、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绝对不是拉大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酷爱和平、崇尚和平的正义国家，与西方长期以来奉行的“弱肉强食”“国强必霸”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没有侵略别国的传统、嗜好和习惯，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靠侵略战争、掠夺别国资源来满足现代化的需要，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干出来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强调和而不同，主张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合作共赢，这是从本质上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

（三）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新阶段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我国是个崇尚农耕文明的传统农业大国，2010年乡村人口占50.32%，按照新的扶贫标准衡量计算，2011年贫困人口为1.22亿。经过8年持续不断地实施扶贫攻坚，到2020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现实基础，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了基本前提，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条件保障。共同富裕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概念，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到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譬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奋斗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战略规划；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门研究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就理论分析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属于中国式现代化整体中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任务的完成，为后一个阶段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初始阶段，就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技术体系的任务，强化了经济和技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支撑作用。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跃迁，“加速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为提前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充分依据”。我国当下最大的实际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实际”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和契合性。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生产力总体水平提高很快、社会发展进步也很快，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区域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满足不了14亿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文明的果实是既得的生产力，生产力是文明的最核心本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凝心聚力、着力补齐短板，继续开拓中国特色发展的新境界；需要从着力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入手，为人民群众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需要秉持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回答了关于发展的动力、方式、路径、目的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是新时代新阶段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科学指引。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独特的实践逻辑和发展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它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千篇一律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各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应当认识到中国现代化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展现了一种新型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习近平所论及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际上是指1979年由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程。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现代化制度运行体系，从制度层面深刻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任何一个具有伟大实践指导意义的科学知识体系，总是建立在对一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回应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概念范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独特逻辑和发展内涵，主要体现在对现代化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的创造上，展现出独特的历史特质与深厚的实践品格。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阐释与把握，是现代化知识体系的说服力、穿透力和巨大潜力之所在。只有植根于中国国情实际，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现代化知识体系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最重要的是制度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来的。长期以来形成的现代化单一模式论、单线进化论以及“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那种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效仿西方模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式现代化这种以国家命名的现代化是一种综合性模式，在制度维度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从经济、技术比较落后的基点上起步的，这种急起直追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