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

宋才发教授

凤凰新闻社讯

（接上篇）三、中国式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托

李大钊是最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率先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的理论观点。其实“复活”与“复兴”尽管用词用语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含义和主要意思却是十分相近的。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托。习近平在新时代提出的“中国梦”，与李大钊当年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进化论相结合，提出“青春中华”“复兴梦想”激励青年人用青春的力量实现中华的“复活”，两者确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长远目标和发展过程来看，要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不能迷信自己过去的经验做法，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经验主义。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好自己的路。《宪法》“序言”规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战略任务的如期完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前后相继的两个必然结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早就开始的、长期的奋斗目标。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和推进过程而言，唯有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唯有“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具体抓手，没有抓手就没有使劲的着力点、有时就是在“抓空”。如果只重视抓“乡村振兴”一手，忽视抓“共同富裕”一手，就会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被动格局，最终就会导致人们不想看到的两极分化的后果。因此，必须从一开始就重视“两手抓、两手都过硬”。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做出的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这句话实质上是在告诉人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原本就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决不能把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混为一谈甚至盲目地等同起来，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国的“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强国”目标是分阶段逐步实现的，尽管我国经济粗放发展的“数量缺口”已经填满了，但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质量缺口”仍然很大，是当下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生建设的短板和重点。对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盼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没有”的矛盾得到缓解之后，“好不好”的矛盾就凸出变成为聚焦点，迫切要求社会生产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既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体人民立下的“社会契约”，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所在。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决定的共同富裕，既不是要搞平均主义、均贫富、杀富济贫和“走回头路”那一套，共同富裕的成果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靠“等、靠、要”就能够等出来的，而是通过全体人民诚实劳动苦干实干出来的。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美好生活，这就是当下和未来一个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逻辑。这也就是说，即使我国未来全面建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实现了，应当看到这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维度来诠释。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不可逆转，并不是说在未来的复兴道路上，不会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而是说一些外力的阻碍是可以克服和战胜的，总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既定的实践目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共同富裕理论”，包含着“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两个相互联系基本层面的内容。即是说社会能否实现财富有效合理的分配，关键在于财富创造和社会财富积累的状况，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生产为其基本条件。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积累，才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分配方式。马克思“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中的“分配公平”，就是强调所有社会成员必须共同参加社会劳动（即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中的“各尽所能”），通过与劳动成果挂钩的方式参与共同分配（即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中的“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马克思实质上是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经济目标的。我国始终把着力点放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面，防止导致抑或防止出现收入分配领域的过度悬殊和两极分化，以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仍然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仍然需要继续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帮助后富的途径，促使全体人民都实现共同富裕。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还非常有限，社会财富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充分涌流”的程度，注重社会资源和物质财富的节约利用仍然需要继续提倡，甚至在一定时期一定的情况下，还要倡导和引导人们“过紧日子”，还只能逐步达到和满足人们对物质富裕需要的渴求。我国当前所处的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将接近终点的阶段，也是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富足起来之后，集中精力建设和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阶段。新阶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统筹协调发展的整体，共同富裕体现的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本质，包含着共同、公平、平等和正义的现代性元素。共同富裕藴含的“人民性”，重塑了国家权力的“人民性”，56个民族人民大团结、社会大整合，重塑了国家权力的“民族性”，“人民性”和“民族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本质属性。从另一个方面看，共同富裕又极大的丰富了国家人口的人民性，扩大了国家权力人民性的基础，人民“被提升为国家的本体、国家的主人，或者说‘人民就是国家’”。习近平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全体人民进一步贯彻实施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要求和政策指向，用以增强人民平等共享的公平感。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彰显了执政党治国理政和共同富裕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使得是否坚持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成为检验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回应和解析了共同富裕这个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模式。

（三）用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评判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准。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后，我国基本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片河山沦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吞和瓜分的囊中之物。习近平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来揭示中华民族曾经遭遇的劫难。当时，许多仁人志士为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推出救亡图存的“济世良方”“治国方略”，最终都只能是付诸东流。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奋起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道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守正创新”为标志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贫穷就要挨饿，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从血和泪的痛苦中总结出来的深刻教训。尽管中华民族历经人世遭逢的劫难，但是中华民族仍然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根本原因就在于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成为浸入每一个中华儿女血脉的基因，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思想上的钢铁长城，正在为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支撑、理论脚本和实践逻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实际上存在着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现象。譬如，在有些大学甚至党校的研讨会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有的课堂上“失声”“失语”，在不少教材、重要社会科学图书中“失踪”。未来必须大力加强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前提。国家形象历来是社会文明形态的重要标志，我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继承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基础上，依据时代发展要求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提供了新样态。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确立了行动指南，需要全体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新时代文明新形态有其独特的结构和“新样态”，也正是这种独特的结构产生了独特的文明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只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更是一种先进的和优越的文明生活模式，需要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状况和过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标定了人类全方位提升品质的生活状态，也为人类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坐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评判社会文明进步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必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引领人类社会高质量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孕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新型的中华文明，是党百年来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成就的深刻表征，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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