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封关前，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举办着由台湾民间社团主办、非绿政治团体举办的“反毒猪，凯道莱跨年”活动，在马英九执政时一向是台湾大型抗议活动“热区”的凯道，虽因英国变种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影响取消实体动员，但2020年12月号《亚洲周刊》（Asia Week）蔡英文穿着龙袍的封面照成为活动中显著的存在，让“反独裁，反出卖，反欺骗”口号更加鲜明，11月底于同一地点举办的“秋斗”活动，却实实在在聚集数万向蔡英文及民进党呛声的人潮，成为好久不见的风景。

自2020年年初蔡英文以817万选票顺利连任，加上新冠肺炎防疫规定，一年以来，人潮会为了参加马拉松路跑活动，或是具公益性质的“为长辈洗脚”孝亲活动而聚集，但为了环保、劳工、民生议题、为弱势族群走上凯道向执政党呛声的大型集会几乎消失，“秋斗”及“反毒猪，凯道莱跨年”活动堪称是2020年“唯二”集结民间社团及非绿阵营“在野力量”的抗议活动。

简言之，与马英九执政时，民间“在野力量”以反ECFA、反倾中、反军中虐待、反拆迁、反黑箱、反核四、反年改、反恐龙法官等各式各样名义走上凯道举行的“人民火大”、“反毒牛”“火大呛马”、“反媒体垄断”、“万人送仲丘”、“白玫瑰”、“太阳花”大型集会相较，蔡英文自2016年上任以来，凯道上虽然仍有过抗议活动，但扣除掉选举造势，大概仅剩要求蔡政府关掉中天电视台的“反红媒”集会，以及“反空污”游行稍具规模，其他如为桃园大潭千年藻礁请命的社运集会，并无法激起民众热情参与，2020年更每况愈下。

深究2020年台湾“在野力量”式微原因，新冠肺炎的防疫限制固然有之，主要原因还是“在野力量”的弱化，包括在野党在台湾立法院的实质弱化，以及社运团体的自我分化及“堕落”。

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无党团结联盟等“非绿阵营”在野党在台湾立法院的孱弱，除了席次上的明显劣势外，各在野政党一方面震慑于蔡英文获817万的超高支持度而产生自我怀疑，包括国民党将“九二共识”当成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败选的检讨目标、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开始对“两岸一家亲”的说法开始有所保留；另一方面，各在野政党为了政党利益各自打着小算盘而无法齐一心志，集中所有资源对抗蔡英文及民进党政府也是原因。

在野党各自打算、无法团结，民进党挟其台湾立法院多数席次优势就更加肆无忌惮，打着“民主”旗号，在蔡英文正式展开第2任任期后，凭民进党一党之力，陆续通过号称“中立、独立”的台湾监察院监察委员、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人事同意案，以及《农田水利法》修正案、《工厂辅导管理法》修正案、《国民法官法》等争议法案，以“多数民意支持”的外表遂行蔡英文及民进党高层意志，“民主制衡”精神荡然无存，埋下中天新闻台被关台远因，更达到削弱农民自治团体、争取既得利益者支持等有利选举的安排，法官权力也不会因国民法官制度实施大幅减弱，强化其对台湾社会各层面的管治力量。

社运团体力量的消散、自我堕落则是另一关键。

2020年社运团体无法集结力量对民进党执政产生威胁，固然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实则也与过去许多在街头监督、对抗当局的社运团体或入朝为官，如当下力主开放“莱猪”输台的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即是过去称“莱猪”为“毒猪”的农运大将；或是被民进党推荐进入立法院，成为听从党意的其中一员，如前社民党主席范云、减碳及反核运动大将洪申翰，以及预备挑战地方首长的前农运大将蔡培慧等人。

“社运人士”被吸纳进入民进党管治体系，成为当权者的附庸、橡皮图章，危害其实远甚于国民党、民众党的不成气候。

要知道，台湾之所以能够冲破威权桎梏，虽与蒋经国愿意放下屠刀、应时而变有关，原生于民间、集结民众在街头展现的巨大“党外”民意也是关键。民进党何以能在马英九时期、国民党完全执政时仍能保有再起的信心及火种，凭恃的也是社会运动产生的巨大压力，让马英九必须有所妥协，或是运用成为对抗“境外势力”的助力。

《亚洲周刊》（Asia Week）之所以会以“民选独裁”为题制作封面故事，无非也是见到台湾“在野力量”消散，致民进党得以恣意妄为成为“新威权”而“善意提醒”。台湾绿营人士及网络“主流民意”忙着让《亚洲周刊》“被染红”之际，别忘了该封面故事中对蔡英文政府提出批判的，许多是在威权时代挺身站在街头，带领“在野力量”向执政者大声说不的勇士。

所幸，在新冠肺炎疫苗问世，及蔡英文以行政命令开放“莱猪”、关掉中天新闻台展现出“朕即民意”的威权性，2020年岁末，终于激发出“在野力量”部分集结。展望2021年，期待尚未放弃理想、信仰的“在野力量”，能唤醒、集结更多台湾民众形成巨大的力量并勇于发声，如此，才能中止蔡英文及民进党“民选独裁”的新威权体制逐渐固化。

責任編輯：杜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