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成为我工作的指路明灯——林嘉騋
林嘉騋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福建任职17年,他的第一部个人专著《摆脱贫困》是在福建任宁德地委书记时,针对闽东地区经济发展而撰写的,总结了他在闽东地区的工作实践和经验。自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他依然长期关心扶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把扶贫提到新的战略高度,并对扶贫攻坚提出了新思想、新目标和新征程。
我离开福建省政府实职岗位后,即赴京任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在国务院扶贫办及协会的胡富国会长领导下,直接参加到我国扶贫工作中。我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三次革命老区、贫困地区调研活动,在革命圣地延安,太行山革命老区,福建长汀、古田及江西瑞金、吉安、井冈山地区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目前,我下乡考察的足迹遍布祖国山山水水。
我认真细读了习近平总书记《摆脱贫困》一书,领会了总书记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将其与扶贫济困工作紧密结合。同时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福鼎赤溪村“中国扶贫第一村”、寿宁县下党乡下党村、福安市毛家坪等地,进行考察学习。这段考察学习带给我很多启发: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之“弱鸟如何先飞”中指出:“大家边走边调查、思考、研究,思绪始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发展商品生产经济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考察后发现,贫困地区除了交通不便,制约经济发展以外,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落后,“等、靠、要”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主观能动性不够。扶贫先“扶志”,先进行“思想扶贫”,要“弱鸟先飞”“弯道超车”,进行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发展,要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靠自己的双手与智慧摆脱贫困,不能有“懒汉思想”。其实玻璃大王曹德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都是农民,他们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励下,靠勤劳致富的。
其次,我是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对我国扶贫工作,提出过多份系列提案。我曾建议扶贫工作进行两大战略转移,一是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移,二是从救灾救济式扶贫向产业扶贫转移。按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来说,“授人以鱼”固然不错,但“授人以渔”更重要。要进行必要性的输血,更要有自己能动性的造血,既要与外界积极互动,又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观念先飞,思想先行,敢想敢干,才有可能加快发展步伐。
我还提出希望国务院“扶贫办”更名为“富民办”的建议,从而解决城市贫富差距问题。我曾提出了与农民工有关的户籍制度改革(身份证加居住证)、住房制度改革(廉租房)、子女教育改革、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等问题,被有关部委采纳,北上广深已经成为了改革的试点。
2017年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曾经走过的路,进行了学习考察,体会颇深,受益匪浅。
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徒步走进福建寿宁县下党乡下党村,慰问群众、现场办公解决问题。当年寿宁县是闽东著名贫困县,下党乡是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五无乡镇”。习近平冒着炎炎烈日,头戴草帽,肩披毛巾,手拄木杖,带领20多名干部徒步行走了两个多小时。习近平总书记与当地农民交谈时,他深切体验到了“下乡的味道”。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当场表态支持下党建设资金72万元,其中40多万元用于水电建设,解决百姓用水、用电困难的问题。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徒步走了两个多小时到达溪源村,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意,关心百姓疾苦。
习近平三次造访下党乡,如今当地企业家把“下乡味道”注册为商标,农副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当地农民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已脱贫。寿宁县委把下党乡建成了“党建基地”,用于开展党建培训工作。
福鼎赤溪村原是少数民族畲族村,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其为“中国扶贫第一村”。这个村在历史上也是极度贫困的村落,当地政府整合全社会资源,利用其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发展旅游产业,农民也富了起来。
2016年中国内燃机协会在福鼎开年会,我在年会上将协会展示的一百多台小型割草机、插秧机、喷灌机争取来,全部赠送给了赤溪村。
《摆脱贫困》一书是我搞好扶贫工作的指路明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战略的思想激励我奋勇向前。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至今还不顾疲劳,奔波在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习近平的《摆脱贫困》带给我一个启示,便是理论要联系实际,读书不但可以增加知识,而且还可以结合当今的经济发展,为社会和谐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多读书,读好书,把书读活。
凤凰新闻社【责任编辑 田长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