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升中国话语权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影响力》

宋才发

近日，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党政研究》杂志2020年第2期，发表宋才发教授《提升中国话语权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影响力》论文，提出在国内要建设坚定中国道路话语权，建设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提高新时代人权保障话语权。在国际上要构建遵从国际法准则的中国话语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构建推动新时代大国外交的国际话语权，构建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国际话语权。

大国要有大国的形象和国际话语权。中国话语体系在全球化时代所承担和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是通过中国声音向世界传递和阐明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够成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关乎国家的前提和命运。只有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深刻内涵和重大价值，才能够准确把握解密“中国奇迹”的钥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货真价实的“大国”和“强国”，不仅要看规模有多大、历史多悠久，而且要看综合实力有多强、国际影响力有多大。中国风范、中国形象、中国声音和中国话语权，会潜移默化地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论文作者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提升中国话语权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影响力

宋才发

大国要有大国的形象和国际话语权，“落后就要挨打”是个警钟长鸣的背景话语，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需要建设坚定中国道路话语权，建设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提高新时代人权保障话语权。提升中国话语权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是：构建遵从国际法准则的中国话语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构建推动新时代大国外交的国际话语权，构建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国际话语权。

一、研究中国话语权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影响力问题缘起

（一）大国要有大国的形象和国际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是与中华民族5000年厚重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中国话语体系在全球化时代所承担和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是要通过中国声音向世界阐明“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只有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深刻内涵和重大价值，才能够准确地把握解密“中国奇迹”的钥匙。人们过去总是习惯说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其实即使“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哪怕再加上“历史悠久”，也不一定就是被世人尊重的“大国”。什么样的国家才能称之为“大国”？必须有一个客观而现实的衡量标准。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货真价实的“大国”，不仅要看它规模有多大、历史多悠久，而且要看它综合实力有多强、国际影响力有多高。“大而不强”的国家即使体型再大，也免不了会成为案板上任人宰割的一块肥肉。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实力雄厚的“大国”，并不是由哪些国家抑或哪些人说了算，起码要用经济标准、政治标准、军事标准、文化标准和制度标准这五个标准去衡量。真正有实力的大国在全球化的现实格局中，必须具有穿透力的地位和作用，即是说在政治上对世界局势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军事上对国际局势具有克敌制胜的能力，在“文化软实力”上具有被人向往的深厚文化底藴，在制度上能够为他人提供可信赖、可供效仿的激励模式。一个国家一旦成为举世公认的“大国”，就应当积累和总结大国崛起的经验。譬如，大国的制度应当具有原创性、持久性、可模仿性和可资借鉴性，大国一般都以在世界范围内奠定某种制度、确立某种话语声音为基本标准。近500年来，在世界上相继崛起的所谓“大国”当中，除了美国和原苏联属于名副其实的大国之外，其他基本上属于“小国寡民”的国家。美国在构建现存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因而长期以来一直垄断了“国际秩序定义权”。这种定义权包含着极其广泛而深刻的道德意涵，美国就是利用这种“道德意涵”来标榜美国行为的正确性。哪怕是美国任意向弱小国家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也要恬不知耻地利用这种定义权，证明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具有“正义”的性质。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说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中国要成为21世纪真正的“大国”和“强国”，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世界上牢牢树立起良好的“中国形象”，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崛起的，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的行为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大国必须有大国的风范、形象和国际话语权。当今世界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譬如，美国为了捍卫其自身的世界霸权地位，对刚刚崛起的中国恨得要死，固执地认定中国“强大必霸”，到处肆无忌惮地散布“中国威胁论”。同时又不断地利用一切话语手段“唱衰中国”，污蔑和散布“中国崩溃论”，恶意诋毁中国良好的发展势头。美国现在主要是与中国在“打贸易战”，但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是在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实施赤裸裸的遏制政策，对中国外交、金融、教育等领域实施全方位的打压和遏制。美国国会2018年通过的《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就是在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中国展开全面打压。美国极力向世界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把中国看成是原苏联之后的“假想敌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横看竖看不顺眼，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美国对中国强硬施压政策的现实基础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对其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构成半点压力和挑战；二是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性和本能所驱使，决不容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半点挑战。因此，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对抗”，实质上是源于两种不同社会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之间的斗争，中美斗争必将是一场遭遇战和持久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失。

（二）“落后就要挨打”是个警钟长鸣的背景话语

在过去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只知道李鸿章在上奏朝廷的两道奏折中，讲到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什么意思呢？本意是指以清“康乾盛世”作为历史的分水岭，在这之后中国就开始走下坡路，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由强变弱、国家由盛变衰，开始了承受他国欺凌和侵略的屈辱历史。在人类社会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节点上，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举洗刷百年耻辱，当下的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几乎站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这里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李鸿章当年所说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本质上完全不是一码事儿。习近平曾多次阐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并且以“三个前所未有”予以高度概括：“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中国人对现实世界的洞察和深刻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为执政党，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还不到百年，中国却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中国由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越来越主动地参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塑造，这是正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致力于解决“挨打”“挨饿”“挨骂”三大现实问题，就是为了时刻记取历史上“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的沉痛教训，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过去500年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科学技术成为遏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格局开始由“两极格局”进入“一超多强”的发展状态，最大的亮点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国际社会惊人地出现“共识权力”正在战胜“强权政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华民族是个勤劳勇敢、奋发图强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国家，素有“强而不霸”的传统美德，是国际秩序中一支最具典型性的“文明型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世界和平的意义。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和民族魂，它的内涵是随着中华民族境遇的变化而变迁的。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同国家、民族和历史文化相契合的，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升华。置身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不仅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而且要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整个人类发展结合起来，在谋求中国发展中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这种揭示和反映中国新时代内涵的中国话语声音，不仅体现了中国把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统一起来的大国担当精神，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家国天下”的共同伦理精神。

二、中国话语权及其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地位的基本内涵

（一）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话语权是通过对特定国家的历史遗产、文化背景、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的历史叙事而形成的哲学社会影响力，是当今社会一种具有共同价值导向的“软权力”和“软实力”。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反复强调，要精心构建中国“对外话语权”，要通过提高“国际话语权”地位的方式，增强国家对外话语的说服力、公信力和感召力，以利于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全面阐释中国特色。中国所要构建的“对外话语权”“国际话语权”，在本质上完全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话语权”，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定的。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特性，决定了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逻辑：“市场经济—社会分层—资本权力主导—代议制民主—资本主体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政治逻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分层—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人民主体性”。这是在把中国所走的发展道路同西方国家所走的发展道路，从路径上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分析。两者最大的差别，就出在发展路径的“第三个环节”上，即中国由共产党的领导来整合社会利益，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因而能够最终实现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体性”的“人民主体性”。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构建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以“集体主义”“人民主体”为核心的国家话语体系势在必行。这就如同建设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样，构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话语体系，既没有现成可资借鉴的经验，又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话语权理论，需要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构建新理论、提炼新观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中国话语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评判尺度和评价体系。这样的话语体系既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撑，又能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到处充满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和矛盾，在这种复杂多变的世界情势下，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国话语体系，确实有利于世界更好更快的发展。

（二）中国需要建设坚定中国道路话语权

建设以“中国道路”为基础的中国话语权，是当下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政府和学术理论界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国当下的话语声音在世界上仍然很弱，无论是政治话语抑或是学术话语，在唱响“中国声音”和表达“中国道路”方面，都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大国形象不相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党的建设、政治制度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得到坚持和发展提供了深刻启迪。不懂得和不理解“中国道路”是什么，不懂得和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就无法有效地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更无法谈论如何推进中国话语创新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地位。从构建话语体系的政治视角看，中国话语应当旗帜鲜明地体现和突出“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是“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的发动者和引领者，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就会成为无稽之谈。习近平指出：“我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有鉴于此，在推动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和内容创新的同时，要着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对外话语的创造力、公信力和感召力。再从构建话语体系的现实视角看，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创新应当着眼于阐释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国道路是中国话语的载体、基础和依托，中国治理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特色，即可以充分利用体制内的所有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运作上体现党的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调和法治保障。必须讲清楚中国所走的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到底有哪些本质区别，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执政党是如何把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现代化的特点、规律和逻辑是什么，还必须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执政党的正当性、有效性讲清楚，把执政党的特殊性、肩负的历史使命讲清楚。所有这些，都是构成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关键要素。建设有利于坚定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方面话语的创新建设，而且包括涉及中国道路整体层面的话语创新建设。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一旦构建成功并产生影响，必将对整个人类社会尤其是不发达国家，产生和发挥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和示范效应。

（三）中国需要建设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

正处在建设之中的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是一个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的语词概念，首次见之于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个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制度性话语权，“旨在统合全球与本土改革发展的双重语境，确立和完善本土治理的话语体系”。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法治体系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将成为中国本土治理话语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并推动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体系的最终建成。然而这个新时代制度性话语体系所对应的全球语境，仍然是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暴露出来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逻辑在21世纪的全球治理危机中难以自圆其说，主要体现为自由主义民主的先验性与治理危机的现实性难以统合、内部改革的桎梏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迷思’、自由主义民主在国际冲突中的幕后推手。”这种全球与本土双重维度之间相互交织、胶着的趋向和结局，对中国在21世纪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提出了新的诉求，赋予中国新时代制度性话语体系以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并促使中国新时代制度性话语体系获得了存在和完善的基本维度。中国本土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定型，需要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实际出发，能够容纳现阶段复杂的环境变革，唯有真正认知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才能真正构筑起本土治理的话语体系、丰富和完善本土治理的话语内容，确立和建成具有中国本土治理特色的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需要吸取人类优秀文明的积极成果，倡导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思维理念，反对和抵制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建立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国际新秩序。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既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保障，也离不开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二者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本土治理话语体系的理念准绳。无论是新时代的全球治理语境，抑或是新时代的本土治理语境，都离不开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话语体系，都需要围绕治理模式、价值理念与风险防控机制去展开，都需要统合全球要素、立足本土改革发展的实践动态，构筑起一种统合全球与本土双重语境的治理话语体系。中国和平崛起的实际效果和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彻底粉碎了某些西方国家“历史终结”的奇谈怪论，向世界人民昭示不同肤色、不同语系、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人民都有权自己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世界各国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开展交流互鉴，形成更加广泛的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价值共识。

（四）中国需要提高新时代人权保障话语权

人权本质的“互利性”和“互鉴性”，是促进全球人权治理的重要原则，互惠互利是实现人权发展的原动力；唯有共赢共享，才能持续共同进步。中国是一个具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权保障最根本、最主要的任务，是实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构建新时代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必须以中国国情实际和人权保障实践为出发点。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下和未来的人权发展事业，既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实际和人权保障状况，又要符合世界人权发展的基本方向，以便于中国能够在全球人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权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和定型，人权事业取得了令人惊羡的业绩，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人权概念从肇始就具有反思的功能。新时代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不仅继承了人权话语本身固有的反思功能，而且注意表达在新时代语境下的现实主义关怀，为世界人权发展从实践上指明方向。因而新时代国际人权话语同时还具有重要的批判功能，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可以通过新时代人权话语语境，揭露和批驳西方人权话语的虚伪性、欺骗性和人权保护双重标准，在更大限度上实现国际人权的多元化目标。国际人权治理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由霸权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武装冲突，本质上是对世界人权的最大亵渎和最大威胁。中国始终是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近年来为推动伊核、朝核、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始终不渝地维护世界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人权主体的平等性和整体性，历来是推进全球人权治理的基础。凡属国家主权得不到尊重、外来势力可以为所欲为的国家和地区，其人权必将遭到践踏、人权保障必定形同虚设。国际人权话语体系是对既往人类命运遭遇反思的结果，又是在各国的共商、共建和共享中建构的，因而新时代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终将打破传统的、以西方人权话语为中心的世界旧格局，形成与全球化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相适应的人权国际新秩序。国际人权治理的行为准则是国际规范体系，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原则、制度和规则，包括人权条约和习惯在内的国际规范，都是国际行为主体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2018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通过了由中国政府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的决议。会议采纳了“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重要的中国主张。当下国际人权事业发展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国际人权治理的发展前景就是正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利益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义务和责任的共同体。中国作为一个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负责任的大国，应当在促进本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同时，成为国际人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人权保障事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它需要世界各国不遗余力地为它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方案”为国际人权治理勾画了清晰的发展愿景，已成为国际人权治理变革的根本遵循，也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提供了方向指引。

三、提升中国话语权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一）构建遵从国际法准则的中国话语权

中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当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四大主力军”之一，与中国战时角色相配的国际地位也有了相应的提升。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参与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联合国”的创建。在联合国设立的权威机构“安全理事会”当中，中国获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权力，是在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唯一的非欧美国家和唯一的欠发达国家，这是世界秩序发生重大新变化的一个历史指证。中国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权威，始终把联合国视为全球多边主义事业的坚实基础，始终反对和谴责那些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霸道行径。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绝大多数国家都想知道中国政府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和立场。其实中国政府和人民追求的国际秩序，既不是西方全球化的“中心—边缘”秩序，也不是过去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就如同“一带一路”所强调的“去中心”“非极化”那样，毫不追求“霸权地位”，努力走出一条“强而不霸”“和而不同”的共同发展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边缘”秩序，在本质上就是固守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世界中心”，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统统属于“依附于中心”的外围国家的观念。这是一种极为蛮横霸道的、唯我独尊的做法，没有半点遵从国际法准则可言。中国即使今后强大起来了也绝不称霸，决不以邻为壑、损人利己，永远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中国5000年文明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强权称霸”的传统。为此，习近平在2015年美国西雅图会议上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中国推动国际关系从“单边主义”走向“多极化”，由“丛林法则”走向“法治化”，促进国际关系由“强权政治”逐渐走向“民主化”，努力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做出中国特有的贡献。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是对传统国际法中“国家主权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它在本质上与当代国际法所倡导的全人类利益、全球治理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彰显了中国对人类命运的现实关切，是中国在新时代打造的国际话语体系，为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不能自立于国际秩序之外，需要妥善处理好中国发展与国际变革的关系，努力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权优势。正确认识中国在国际的地位和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中国政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正是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新特征、新问题和新挑战，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全球性问题；也向世界回应了中国“强起来”之后的目标走向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新理念。诚如习近平所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尽管是中国政府率先提出来的，但它并不只是代表中国一个主权国家的利益，而是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现实境遇的观念反映，从而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一种必然选择。所以，这个倡议，不但被写进“联合国决议”，而且载入中共“十九大报告”、新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入“全球治理新方案”和“国际关系新准则”。这个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理论突破，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成为塑造中国引领时代发展的“主导型国际话语”，具有超越民族国家整体秩序观和共同价值取向的划时代意义。这个全新话语主动设置“和平发展、共同振兴”两大国际议题，不仅用中国话语完整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价值追求和对外立场，而且在实现“中外两个话语体系”对接，承担起大国敢做善为国际责任的基础上，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国际认同基础。作为全球化时代国际话语权的语言表达，最核心的内容是人们的现实利益诉求；所谓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乃至全人类利益，说到底就是为了实现和保障人们的利益诉求，这是生成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动力。任何一种话语要想被人们认可和自觉接受，不仅需要具有真实的话语内容、过硬的话语基础，而且还应当使自己的话语有一个得以传播的平台，在更大更广泛的范围内使话语形成持久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具备了这种能力，确实具有“通识性话语表达”的功能和特色，成功地破解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对中国的歪曲和误解。中国要打造新时代的国际话语体系，迫切需要将人类的共同利益、人们关心的普遍利益，用最简单的、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不仅较好地回应了中国对全球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的看法，而且充分考虑到世界不同受众的语言思维习惯，找到了中国话语与世界表达之间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因而成为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世界范围认同的强大优势。

（三）构建推动新时代大国外交的国际话语权

自古以来对外交往的根基和血脉是各国的民众，只有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大国外交理念，才有可能增强和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互信，这是大国对外交往的现实出发点和必然归宿。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由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活动空间不断拓展，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譬如，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打击跨国犯罪、重大传染性疾病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上，中国竭尽全力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以实际行动推动新时代大国外交国际话语权的创建。中国共产党已经同世界上60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联系，中国外交已经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执政党对外联系的“朋友圈”，可以说是党政并蓄、朝野相济、官民兼容，内涵和外延获得了全方位的空间拓展。又譬如，在文化外交方面，中国已经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建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不仅“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月”“中国文化周”活动在多国成功举办，而且“汉语热”也在世界多地蔚然成风。十九大认真总结十八大以来，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定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近年来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基础，广泛开展外交国际话语权构建活动，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以“双边外交”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基础构架；（2）奉行“不结盟政策”赋予伙伴关系网络更大的灵活性；（3）实施“多边外交”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话语形式，不仅表达了执政党的人民情怀，也充分表达了促进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良好愿望，因而能够满足世界各国人民最基本、最普遍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大国外交让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国家的人们，真实地感受到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的“人民性”“普惠性”和“实在性”。任何一种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完善，都不是简单的一种语言的表达和彰显，而是一种话语主体形象充分展示的结果。中国新时代大国外交国际话语权形成的背后，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作支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恢宏的叙事话语权，其底气同样来源于中国雄厚的国力，包括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和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

（四）构建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国际话语权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一个不限于沿线65个国家包容互惠的积极倡议，是借用历史符号推进当代全球治理的革新举措，更是一个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具有足够力量来倡议、推动抑或建设新的区域秩序，但是中国无意把激进的变革引入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国需要运用现存国际秩序这个与其他国家互动的平台，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要尽快找到回应美国国际秩序定义权的有效方式，搭建好有利于表达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的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在国际社会长期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有利于按照“国际准则”、“市场规则”和“商业原则”，确保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合作有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一带一路”作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赢的公共性产品，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是它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和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却是属于世界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是一致的。2017年9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正式载入了联合国国际法律性文件。从国际法的视角看，中国必须依据国际法准则的要求，按照共建共享原则让更多的沿线国家抑或相关机构参与共同规则构建和建设活动。从国际条约的视角看，中国已经与69个国家、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共与沿线国家签署了68项司法协助条约等国际条约，共签署了52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28项双边银行监管谅解备忘录，56项双边投资保护协定，60项双边民航协定等，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提供了国际法的基础。从法治环境的视角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治环境相当复杂，要构建一个能适用众多国家的国际法体系还有待时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各参与国按照自己承诺的统一规则办事，逐步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法治化水平。从运作方式的视角看，中国设计了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的框架，以形成互联互通的经济共同体以及更高层次的合作模式。这些共建共享的国际法规则及合作运作方式，由所有参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共同书写，发展成果归这些国家共同享有。应当把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合理有效的国际规则及时总结提炼，使之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规则体系，对现有国际规则中不合理的地方予以改革，着力打造沿线国家和地区要素自由流动的区域大市场。为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进程，中国付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也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譬如，“中国出资400亿美元作为丝路基金，加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设置1000亿美元的发展基金，作为亚洲区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资金”等等。（资料来源于中国新闻网、“国家发改委”中宏网：记者王镜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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