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父母】

一、母亲董秀英是我人生的第一老师

（宋才发）

作者宋才发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今天是2021年清明节，谨以此文纪念生我、养我、抚育我成长的母亲。

我母亲董秀英，1928年10月21日出生于武穴市石佛寺镇董六房垸。2020年8月27日上午12时，我尊敬的母亲离开人世，无疾而终，享年93岁。

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人。1932年我外公因病过早去世，外婆只好带着两个未成年的舅舅和我母亲异常艰难的生活。外婆给人家当过奶妈、打过短工，带着3个孩子要过饭。1933年出于家庭生活环境所迫，经人出面说合，外婆无奈地把我母亲送给伊家桥村一个陆姓的人家当童养媳。外婆担心我母亲年幼恋家，怕她在别人家里“养不驯”，为了使她彻底死了回家的念头，最终能够在别人家里存活下来。所以自她出门那天起，不仅外婆从来没有去看望过她，就连两个年少的舅舅也从来没有登过我母亲的家门。尽管我母亲自幼出落为童养媳，没有任何文化，但是在逆境痛苦挣扎中长大的她，并没有因为缺少母爱和亲人的呵护而懦弱，反而养成了性情刚烈的个性。十几岁后她就是一把干农活的好手，做起事来风风火火、非常麻利，就像男人一样从来不服输。因而四里八乡的乡亲们，给我母亲起了一个“抓风”的绰号。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她独自一人到离家60里的县城找人民政府，经过两次“过堂”彻底解除了童养媳关系，1951年底与我父亲登记结婚。我大舅董承贵一辈子没有娶妻成家，自幼就与我外婆生活在一起，很早离开了人世。由于我母亲从小就没有与我小舅舅董承明一块生活，所以自我稍微懂事那时起，就发现母亲与舅舅家的关系并不密切，除了每年春节父亲带我给舅舅、舅母拜年，端午和中秋我去给舅舅家送节之外，两家人基本上不怎么走动。直到1972年我参加工作之后，两家关系才逐渐有了根本的改善。

母亲是一位忍辱负重的人。母亲那坚强不屈的性格，在逆境中保持坚韧的信念始终是我的榜样。我的确能够理解我的母亲，她性情之所以那样刚烈，是因为我父亲生性太懦弱，如果她不能够刚毅一些，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简直就难于生存。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农家子弟不仰仗“走后门”而参加工作的人实在微乎其微。因而我成为舅舅垸里公认的“最有出息”的一个外甥，我参加工作时年仅19岁。舅舅垸里有些好事的女人，既羡慕又妒嫉地议论我母亲，说我母亲养育我是“破窑出好瓦——挣足了面子”。对人格的羞辱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伤害。尽管那句话异常刻薄和伤人，但是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之后，她老人家半句都不作回应，好像根本没有发生的事儿一样。母亲在极其艰难的状态下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她懂得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必须转弯，宁愿矮一截，得低头佯装没有看见、没有听到。用“沉默”对付他人的议论，对强者来说是一种“风度”，对弱者来说则是一种“聪明”。玉可碎而不可改其色，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对于母亲来说，这实在是太沉重了，触及它有撕开伤疤一般的疼痛。我不识字的母亲正是用这种“沉默”的方式，坚强地支撑起她那颤抖着的自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母亲偶然流着泪悄悄地对我说：“儿啊，你要为娘争口气，过去不与你舅舅家走动，不就是怕人家嫌咱家太穷吗？怕人家看轻了你吗？你这一代人一定要胜过我这一代人呀。”诚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无足挂齿的街谈巷议。但是它对于一个从小受委屈太深，又没有文化的母亲来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她的一些想法不是毫无道理的。自古以来对待“富贵之人”不是难在以礼相待，而是难在能够不卑不亢、保全自己的人格；对待“贫贱之人”不是难在施以恩惠，而是难在以诚相待、彼此尊重。其实在当今的世界上，财富绝对不是评判一个人有没有价值或者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财富永远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只会让人露出本性。我母亲不与舅舅家走动亲戚关系，除了有她的一腔怨气之外，最主要的是怕我因之而受到不应有的委屈。爱之深、恨亦深，恨往往是爱的灰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许多身份低微的母亲，她们的生命有时就平凡得如同田野里的草芥。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卑微的母爱，每一份母爱都值得儿女们珍视和仰望。我终于懂得了老实巴交的母亲，原来深藏着一颗最柔软的爱子之心，她让我知道这世界上“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她如同莲子一般苦的心。最美好的东西通常接近悲伤，最绝望的东西一定隐于内心。岁月无痕，母子有情；慈母之爱，昊天罔极。尊敬的母亲啊，也许您不一定觉得或者认为自己伟大，但是您在儿子的心目中就是源、是爱、是永恒。

母亲更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贤妻良母。母亲的身体素质一向比我父亲好，家里的重活、脏活、累活基本上都由我母亲包揽。母亲是一个勤扒苦做的能手，屋里屋外事无巨细都由她老人家在操心，而且极少看到她表现出心焦和烦恼，似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天生就该由她去做，母亲对我父亲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多的要求。母亲生育了我、养育了我、教育了我，自我记事时起，她就隔三岔五地叮嘱我：“你父亲这一辈子为你们兄弟三个吃了不少苦。你是长子，一定要做出个好样子，好好地孝顺你父亲，懂得吗？”但是我从来没听到她要求我如何孝顺她，似乎在“孝顺”这件事儿上，她甘愿让我们把全部的“爱”都转移到父亲的身上去，这正是我不识字母亲的“伟大”之处。尽管母亲是一个做事风风火火的人，但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一位非常细心的人。譬如，我兄弟三人每年极少添置新衣服，偶尔添置一两件新衣服，也往往是为我这个长子添置的。母亲通常把我实在穿不进去的衣服，自己动手改给我大弟弟穿，大弟弟穿小了再改给小弟弟穿。尽管一件旧衣服早已洗得发白，有时出现补丁摞补丁，但是母亲能把它补得平平展展，从来不露针脚在外面。再譬如你同她一块走路，看到地上的一根铁丝、一颗铁钉、一截塑料绳，你可能不稍一顾，她却会弯腰把它拣起来。她经常对我这样说：“这些东西看起来不起眼、眼前没有用，可保不准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宁可东西等人，不可让人等东西。”在她老人家八十八岁的时候，仍然怎么也闲不住。要么到田地里找点事做，要么出去砍些柴火；人家外出打工把承包地撂荒了，她硬要去拾掇着种上芝麻、花生；稻谷收割后她也要出门去拣稻谷喂养鸡子。正因为她总是闲不住，所以她的身子骨还算好，她与我父亲两人每年要喂养20多只鸡，基本上每两年出栏一头肥猪。我们真担心她因之而出事，总是婉转地好言相劝，但是并不起多大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我和夫人夏桂霞在尊敬父母上率先垂范，我们家所有当儿媳的晚辈对两位老人都很孝顺，从来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感到窘态；与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的两个弟媳，也从来没有对两位老人高声喊叫过。母亲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人。她老人家的脾气历来不太好，年轻的时候常因一点小事就与我父亲争吵，有时甚至摔盘子、打碗的。对于我们这些尽管很本分的孩子也少不了打骂，有时还表露出恨得咬牙切齿的样子。但事情过去之后，她从来都不记在心里，“大爱若恨”是母爱的独特表达方式。我庆幸自己被她生育、抚养，一路走来我越发意识到，她给予我的让我一生受益无穷。

母亲打心眼里敬佩我父亲。尽管我父亲同她一样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是我母亲羡慕我父亲记忆力好，当生产队里的保管员，居然能够用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符号记账。遇事也比较有远见，譬如在我读书的问题上，就有一个极好的例证。当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正赶上国家大搞围湖造田，每家每户都要有一个男丁上工地，一担烂泥条100多斤重，有时一干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个别身体虚弱的人被活活地累死在工地上。当时有不少人劝我父亲说：“何必你一个人累死了呢？把你大儿子拉出来替换你多好。自古只见过挑箩借谷的，没有见过挑箩借字的。穷人家没有关系和门路，孩子读书也白搭。等你另外两个儿子大了，再让他们读书也不迟。”我父亲笑着对那些人说：“孩子读书各人天分不一样，有的读得进，有的读不进。三个孩子就像‘三粒胡椒’，你知道哪一粒将来是辣的呢？宁可累死我，也不能让孩子当睁眼瞎。”我母亲是一个比较看重眼前利益的人，历来缺乏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这是她老人家致命的弱点。但是在我读书的问题上，母亲觉得父亲说的话在理儿，转过头来赞成我父亲的意见，支持我继续读下去。无奈之下母亲只好自己上工地，替换我父亲干繁重的体力活，好让我父亲稍有休整的机会。人们无不称赞我母亲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那时人们的生存条件极差，在我们那个地方牛羊肉根本没有，猪肉只有在过年时才能见到。5块钱过一个年还算是挺好的，在我家是常有的事儿。往往大年三十夜猪肉一上桌，我们兄弟三个早已等不急了，夹到嘴里的猪肉来不及慢慢地嚼细就往肚里吞。吃年饭的时候母亲也不像平常那样严厉，任凭我们的筷子像雨点一样在肉碗里挑来挑去，她自己只吃一点其他的菜。鸡蛋在今天看来是极其普通的家常菜肴。但是在那个普遍贫穷的年代，除了过年或者家里来了贵客之外，我们家是舍不得吃鸡蛋的，全凭“鸡屁股银行”，解决一家人的油盐钱和看病的挂号钱。母亲偶尔蒸一个鸡蛋羹，总是偷偷地放在父亲的饭碗底下，逼着他吃下去。父亲望着我们弟兄三个怎么也咽不下去，于是总要给我们每人分一块。每当这时母亲就会严厉地训斥我们：“你们知道吗？没有你父亲你们就活不成、长不大，你们不许吃，小孩子要懂事。”患难见真情。正是这些看似粗俗的质朴话语，道出了人间的真情、真爱，显现了母亲对家庭的无私奉献，更体现了普天之下母性的纯洁和伟大。

母亲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譬如，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整天感到饥饿，有时饿得身发抖、心发慌。每周末要往返步行60多里山路回家，一则是为了背下一周的粮食和一罐腌菜，二则是为了回家狼吞虎咽地“猛吃”一顿。从小生活在贫瘠的农村，食不为味只求饱。那时从来没有零花钱在学校的食堂里买菜，尽管白菜汤只要2分钱1碗，但就是买不起。即使在异常炎热的夏天，带到学校的那罐腌菜仍然要食用一周。通常到周二、周三菜就开始变馊，咸萝卜、腐乳汤即使生蛆了也得咽下去，否则端着饭碗就没有别的指筷子的地方。母亲为了让我在学校里少挨点饿，从全家人口里省下一些麦子，加点盐炒熟后让我带到学校里，当我饿极了的时候，就悄悄地吃上一两把麦子做补充。为了从全家人的牙缝中挤出那一点儿粮食来，如果说家里其他人平常是坐在桌子上喝稀粥，那么，我的母亲多半是坐在灶台前喝米汤。母亲一生节俭过日子，在我们兄弟几个读书期间，她老人家从来没有为自己添置过衣服什物，全家的所有衣服及被子、床单等，全靠母亲晚上熬夜纺线织土布解决问题。那时候棉布一律凭票供应，国家规定成年人每人每年5.4尺，儿童每人每年3.7尺布票，在那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年代里，人们在穿衣用布的问题上确实是很平等的。有一段民间流传的“顺口溜”很能够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乡干部村干部，出门穿的‘呼啦裤’，后面是‘日本’，前面是‘尿素’。”干部们能够买几条装尿素的袋子（日本产）做条裤子，已经就是很大的“特权”了。在我们家里，布票基本上被母亲通过给人家“说好话”，用来抵付缝纫师傅的工钱。那时高中的学杂费在今天看来实在不贵，每个学期10元钱，加上书本费共15元钱左右。但是由于我家底子薄，恰在那时我母亲又背时，屡犯头疼的毛病，这15元钱就是拿不出来。要知道那时喂养一两年的一头100多斤重的肥猪，也只能卖50多元钱啊。我读高中的那两年，母亲就像过“鬼门关”一样，她老人家为我这个读书的儿子愁白了头。每个学期开学前母亲就急着为我筹措学费，家里凡能变出钱来的东西都被卖光了，不足的部分就全凭母亲赖着老脸到处求人借。每次凑齐给我的3元、5元，母亲多数是用手帕包着给我的，有5角、2角和1角的，也有5分和1分的，就是没有整元的人民币。这些零散钱有些是母亲借来的，有的是家省下的柴米油盐钱，有的是母亲得病了舍不得吃药的钱，也有的是刚刚卖了几个鸡蛋的钱。作为穷人家的孩子，我知道穷人家的“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到1982年我与夫人夏桂霞结婚的时候，除了我们一房家具是新的之外，几乎是家徒四壁，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那时候（指我读高中时期的1970—1971年），生产队里自然条件极差，靠天吃饭、广种薄收，一遇天灾就颗粒无收。全劳力一个劳动日只能挣得0.16元，有些身体不太好的人，辛辛苦苦地劳作一年，不但没有任何收入，倒头来还要欠生产队的“口粮钱”。因而一般人家如果没有在外地工作或者是做手艺的，家里基本上没有活钱，更谈不上有任何积蓄。也不知母亲为我这个读书的儿子，挨了多少人的白眼、受了多少难以言表的委屈。每当我手里捧着母亲好不容易才凑齐的学费时，一想到父母为了积攒这一笔来之不易的学费，省吃俭用、东求西借的一幕幕，我的泪水就会情不自禁地流出来。我以为世界上有两样事物是每个人都必须仰视的：一个是星空，一个是母爱。所以从那时起，一种知恩、感恩、报恩的理念油然而生。我发誓要为父母争气好好读书，无论如何要混出个人样子来，以实际行动尽到自己的一片孝心。那时也曾幼稚地发誓：一定要让所有“瞧不起”甚至“歧视”过我母亲的人，对我母亲“仰视”才行。

天底下最无私的爱是母爱。人世间有些“爱”很大气，有些“爱”很执着，还有一种“爱”很纯粹——没有任何功利的痕迹，我觉得这种“爱”就是母爱。我以为最朴实无华、最神圣博大、最刻骨铭心的爱，就是母亲对于儿女那种永恒的爱。我母亲她老人家没有文化，说话从来就是直来直去地毫不修饰，很少顾及别人是否高兴。只要遇到她不顺心的事儿，立马就挂到了脸上，全然不顾忌别人会怎么想。我母亲不但性格和脾气不太好，而且有时还比较固执己见。尽管母亲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穷户养“娇子”，但可以说我就是母亲的一切。譬如，她哪怕遇到天大不顺心的事儿，哪怕她老人家正在伤心流泪，只要看到我进了家门就不再作声，她老人家觉得我是读书人，决不能让我感到难堪。我似乎就是她心中的一块“玉”，母亲用她那粗糙但又质朴的方式，像雕琢玉器般地一点点地养育和塑造着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珍奇异宝都能够据物论价，唯有玉无价，玉是永恒的。因而人世间也唯有无价的东西，才称得上是有生命的。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我们通常所说的“玉文化”，我以为这里的“化”就是“熏陶”，实质上也就是“琢”。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磨打和雕刻，是千百年来传承嬗递的感染和积淀。

在我进步的每一步当中都能够寻找到母亲心血留下的烙印。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了一个良好的习惯，那就是除了外出开会或者进教室给学生授课等庄重场合外，我一般不穿皮鞋，一律穿土布鞋。我从小就穿惯了母亲做的布鞋，觉得穿上它心里舒坦、脚上舒服。即使我当了教授、处长、院长、秘书长，也全然没有穿母亲做的布鞋“土气”的感觉。后来母亲眼睛不好使做不了针线活儿，还特地请垸里的年轻媳妇们帮忙做过几双布鞋寄给我。我现在也是为人父母，每每想到母亲为我奉献的点点滴滴，不由得不热泪盈眶。尽管我父母前半辈子吃尽“苦中苦”，他们终究属于“幸福人”之列。尽管他们开头不幸，但他们的结局是幸福的，因而仍然称得上是幸福的人。而那些开头幸福但结局不幸的人，终究只能说是不幸的人。母亲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比海深，怎么估价也不过高。为了国家和个人事业的发展，忠孝往往难于两全。父母大人深明大义，他们几次病倒了也不让我们知道，怕因之而影响和分散了我们的工作精力。平常我与他们通电话的时候，他们也总是报喜不报忧地说：“我俩一切都好，不要挂念，我们手里不缺钱，你要多关爱你的妻子和孩子。由于我们家底太薄，我们没有能耐帮助你们。”有时还流着泪说，他们手长袖子短、眼界浅，拖累了你夫妇俩，对不起你夫妇俩。总是勉励我在外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工作。中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不图儿女回报的善良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我算不上传统的和人们所说的孝子，但是为了辛劳一辈子的父母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我没有理由不为他们尽一份做儿子的职责。“只愿父母都长寿，安慰天下儿女心。”如果人真的有来世，来世我愿再当两位老人的儿子孝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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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亲宋兴桂是我为人处世的楷模

（宋才发）

今天是2021年清明节，谨以此文纪念生我、养我、抚育我成长的父亲。

我父亲宋兴桂出生于1928年11月12日。2014年3月16日上午10时无疾而终，享年87岁。16日上午10时5分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后，我急忙请假并购买从北京到武汉的高铁车票，在8个多小时内赶回故乡看父亲最后一眼，所有儿孙及亲人们于当晚护送父亲遗体去县城火化。17日下午，中共武穴市石佛寺镇宋巷村党支部、宋巷村村委会领导到家里慰问我母亲并向父亲灵柩敬献花圈。18日早晨7点出殡的时候，父亲的灵柩及近百人的送葬队伍所到之处皆无空巷，沿途各家各户礼花、鞭炮齐鸣，自发地为老人家默哀送行。

父亲是一位忠厚本分的农民。无论达官显贵还是贫穷乞丐，每个人最初的青春偶像差不多都是自己的父母。譬如，我们从小跟父母学会说话，学会吃饭、穿衣，学会尊重、理解和反思。如果说一个人在走向社会之前学会了十成东西，那么，其中也许有八成是由父母教会的。既有父母手把手地直接教会的，如中国人吃饭习惯用右手拿筷子；也有受潜移默化影响习得的。尽管我父母目不识丁，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父母这种教子的能力。据宋氏家谱记载，我祖父宋捷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靠种田谋生，闲暇时候为“宋巷街”几家豆腐铺打短工（挑水卖）。奶奶董凤尔为人心地善良、心灵手巧，经常为人家出嫁的姑娘或者刚过门的新媳妇，做些针线和刺绣活儿，挣点小钱补贴家里。父亲5岁那年，我祖父因积劳成疾离开人世。破屋偏遭连夜雨，就在父亲7岁那年，我奶奶又撒手人寰，年幼的父亲自此成了挨村乞讨的孤儿，东一餐西一顿，一件单衣过秋冬。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夏天，我们家乡闹水灾，父亲被人赶到齐腰深的水里捞快要成熟的稻谷，一连几天一泡就是一整天，最终落下一身病。到1951年我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我家只有一间半破旧的瓦房。1956年经过父母的共同努力，又买下了另外半间屋。家景贫寒决定了我父亲是个一辈子胆小怕事、沉默寡言，但遇事心里有数的人。父亲一辈子以种田为业，是一位忠厚本分的农民。在我们那个较为闭塞落后的小山村里，胡搅蛮缠的人自然也是有的。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不讲理也讲不出理的年代，即使人家无端地打到我家门口来了，我父亲宁可把门堵上，也不与人家理论那些根本就无法说得清楚的是是非非。父亲用他处世行为直白地告诉我：怕人不要紧，人欺天不欺。宁可低头走路，不可弯腰做人。以至于垸里老人们经常开玩笑地说：“兴桂是个树叶掉下来，怕砸着脑袋的人。”自古中庸传家远，厚道济世昌。父亲用他一辈子清正廉洁、为人厚道的朴实经历感染我、启迪我，什么是人格尊严？只有对自己的生活认真负责任的人，才有人格尊严。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只是吃、喝、玩、乐、睡。无论什么年龄段和身份的人，尊严终归是人性的底线。即使老态龙钟了，也不等于情感消失、欲望死亡。只要是人便有对美好事物和亲情、友情的正当渴求。老人和所有其他年龄段的人群一样，都需要温暖、需要慰藉、需要交流、需要理解，而不是被可怜、被屈尊或者招待。也许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太深，在人们眼里我这个看似有个性的读书人，其实也是一个地道胆小怕事的人，一辈子没有在大庭广众里与谁论过是非。哪怕别人非理到我面前来了，只要能够忍让的，我就一定“忍”住。我深深地懂得“忍住一时之气，方免百日之忧”的道理。一个人的书读多了，也许真的就读“傻了”、“呆了”，因为我觉得书读到最后，无非就是让自己更加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复杂。尽管我不信奉宗教，但偶尔也随家人、朋友或者客人到庙堂或道观里去观光。通常看到的东西大多如眼过烟云，什么都没有记住。但是弥勒佛身边的一副对联我却牢牢地记住了：“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一辈子的坎坎坷坷终究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忍耐和谦让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是极端痛苦的，其果实却是甘甜的；两腿直立的善良人，终究要比那些屈膝下跪的狠人、狂人高大和高贵得多。

父亲是一位诚实善良的老人。1958年他开始当生产队长，随后那几年遇上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的全国大饥荒。我家野菜、树皮、麻根、草根都吃过，还是解决不了一家人饥饿难耐的问题。父亲有时在野外挖回来一些不知名的“进口食品”，为了确保我们兄弟三个和母亲的生命安全，他总是自己先尝，等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出现问题才让我们吃。为了让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能够多吃上一口，他因负累和经常挨饿导致大腿浮肿。由于饥肠辘辘、肚内空空，我往往在梦中滋滋有味地吃上了满满的一碗米饭，醒来时却饿得浑身发抖。我们垸里有几个身体稍弱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活活地饿死了。我把这些真实的情况写出来，让人觉得有点“忆苦”之嫌，但是饥饿难耐的滋味我至今记忆犹新。尽管我家里经常揭不开锅，有人向父亲建议私分一点粮食，父亲既不敢也不能同意。那时候不少人都觉得我父亲死心眼、没有出息、饿死了活该。在那样一个普遍贫穷的年代，手里多少有点实权的人，能够高擎自己灵魂活着的人确实不多。父亲一辈子不食嗟来之食，不以媚色示人，他用极其简单的事实警示我们兄弟三人：做人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他有一句口头禅：“金子嫌黄了，银子嫌白了”，“不是咱家的东西见了不眼红”。父亲的话对我很受用，给了我一种做人的庄重，以至于在一些人生的重要关口，我都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在我小时候他经常对我说：“做人就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老实正直的人，老实人终究是不会吃亏的。”记得195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垸里在宋巷乡供销社工作的宋长民（中联部机关党委书记宋祖德的父亲），夜间一个人拖了一板车的货，不幸翻车摔死在离垸五六里的地方。他在我们垸里属于单门独户，加之那天晚上男人们聚在一起吃狗肉“打平伙”。那时人们的生活相当艰苦，得知噩耗后，谁也不愿丢下狗肉不吃去管这件事。唯有我父亲叫上伯父宋兴灿，他兄弟俩人瞎灯黑火地赶到出事地点，把宋长民的尸体运回垸里并料理安葬。还记得有一位远房的老奶奶，由于她老人家平常爱骂人，因而垸里的人不怎么喜欢她。以至于她去世以后几乎没有人去理她，完全靠我父母张罗着将其入殓及料理她的丧事。我们垸还有一位辈分非常高的孤寡老人叫宋三弟，全垸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个辈分的人，统统都称他为“三爹”。他无儿无女，靠“吃五保”艰难度日。尽管他与我家非亲非故，但是父母经常无私地接济他。只要我家偶尔做一次好吃的东西，父母总要打发我或者弟弟给“三爹”送一点过去。我参加工作后，父亲经常唠叨：“你回来了要去看看三爹，他无儿无女，你手里有钱的话就给他一点。”我到北京工作以后，回去看父母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每次去看三爹总要给他老人家50元或100元。记得有次回家别人告诉我，三爹说：“兴桂的家境并不富有，但兴桂的家是一个积德积善的人家。自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正是这样一位诚实善良的父亲，用他的言行教会我什么是忠孝和诚信？什么是品行和礼仪？什么是严谨和务实？什么是礼乐和温馨？是父亲用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这些做人处世的基本道理。如果说我今天算是取得了点滴成功，那么，这些成功原本就是得益于父亲的教诲和鞭策。我们兄弟三人尽管没有多大出息，但是父亲的教诲时刻铭记在心。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也无论我们各自从事什么职业，都能够以诚信为本，踏踏实实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从来没有让父母老人家为我们多操半点心。由于父亲为人厚道、耿直，1975年垸里又推选他当生产队的保管员，一直到1981年生产队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止。父亲平时不苟言笑，人太直且缺少“弯弯绕”心眼，有时还认准一个“死理儿”，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尽管他老人家清贫一辈子，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积蓄。但是他穷得硬朗、穷得有骨气，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债务，更没有给后辈人留下半点儿令人难堪的牙痕。我终究懂得了清贫是什么？我以为清贫就是贫而不贱，始终拥有一股自重自尊的清气。

父亲送我到师范学校读书。我刚满18岁那年，是我求学史上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学，也是我一生中享受唯一的一次。在这之前及这之后，父亲之所以再也没有陪同或者护送过我出远门，并不是他老人家不知道疼爱我，而是他懂得像我这样一个没有半点背景的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得全凭我自己去摸爬滚打才行。父亲这样做是对我早早地放手，让我早早地独自去应对世事，用自己的足迹去丈量自己生命途程。为了节省几块搭乘公共汽车的钱，父子俩扛着我的铺盖和行李步行40多里地赶到县城。他老人家一路上尽管没有多说话，但看得出他是非常高兴的。他勉励我要好好读书，说我是我们家第一个读书人，今后要做一个有真本事的好老师。他还说：“你一个人出门在外，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你是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底儿薄，在吃喝穿着上不要与别人攀比。”我破天荒地看到父亲的眼眶红了，原来刚强的父亲也有流泪的时候。他告诫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些过去帮助过我的人，永远要知道好歹，要有感恩和报恩的心。我父子俩刚到广济师范学校大门口，就受到迎新队伍的迎接，他们把我和父亲带到我就寝的宿舍，放好行李后领我们到食堂与老师们一块共进午餐。这是我一生中与父亲一起享受到的最珍贵的一次“盛宴”。尽管后来我受到了许多高规格的礼遇，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宴请。但是我觉得其价值和意义，其他任何一次都不足以与这一次相提并论。吃完午饭后父亲谢绝了师范学校的老师和我的挽留，只身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此情此景终身难忘。

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是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源于《周易》的两句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要强盛起来都需要有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父亲尽管没有留给我任何坐享其成的物质财富，却通过遗传基因的作用，给了我一个能够吃苦耐劳、享之不尽的健康体魄，给了我时刻勤勉的头脑、韧劲和耐力，尤其是留给了我一种达观向上的生活勇气。我觉得真正衡量财富的办法，应当是在我们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看看我们到底还值多少。苦原本就是人间正品。我以为成功源于吃苦耐劳，只有能吃常人不能吃的苦，才有可能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一个不怕苦、能吃苦的人，也许吃苦半辈子；而一个怕苦、不能吃苦的人，通常要吃苦一辈子。也就是说一个人吃苦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他思想成熟的过程、内心丰盈的过程、灵魂升华的过程，以及逐渐走向成功的过程。尽管我父亲“斗大字”不识一个，却拼死命也要让我兄弟三人读书，他深知没有文化的切肤之痛，发誓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让自己的孩子多读书。他的文化意识是我们家乃至整个垸最可称道的，但绝非书香门第之类的东西。我以为这是比任何财富都更加弥足珍贵的东西，这也正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我永远不会忘记激励我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父母的大恩大德。不久前美国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表示，将把他580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名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留给自己的子女。比尔·盖茨认为拥有不劳而获的巨额财富，对于站在人生起跑点的子女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子女的人生和潜力应当和出身的富贵或者贫寒无关。然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却始终不懂得或者不愿意接受这个质朴的道理。譬如，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一些贪官为了供子女出国留学而聚敛钱财，他们的子女在国外被称为“海外阔少”，穿名牌、开宝马、住豪宅、进赌场，挥霍的就是父母贪污腐败所得的赃物。父母为子女身败名裂锒铛入狱，而这些孩子却往往不能自立。与其说是财富害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父母害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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