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槿惠離開青瓦臺時留下的一封信
鳳凰新聞社台灣報道【記者 蘇華 薦稿 】
我在父親三十六歲、母親二十八歲的時候出生。
我的名字是我的父親、母親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僅僅代表韓國的國花“無窮花”，也代表“國家”之意；“惠”代表“恩惠”。
據母親描述，年輕時的父親是位浪漫派的男子。
母親的娘家相當富裕，外公的事業相當興旺，母親從小被稱為“校洞小姐”。母親原本想念大學，但因為當時外公對女性教育持保守觀念，反對她念大學，最終畢業於培花女子高中。
母親對父親一見鍾情，但外公不太滿意父親，不願將寶貝女兒嫁給一個貧窮的軍人。
那時，我的父親軍中的少校，薪資微薄，連一座房子都沒有。
可是，母親就是那樣不顧家人的反對嫁給了父親，她說：“當時他脫軍靴的背影看起來非常可靠，雖然一個人的長相可以騙人，但背影是騙不了人的。見過幾次面之後，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覺沒有錯，他是個樸素又值得信賴的深情男子。”
當我和妹妹問起母親與父親的相遇時，她回憶著當時的情況，告訴我們選擇物件不能以金錢或外表來衡量，而要以信任與信賴為優先考慮。
她說：“身為窮苦軍人的妻子，物質生活很艱苦，但有你們父親貼心的照顧，我一點也不委屈。以後槿惠和槿令在找結婚物件的時候，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兩個人若能以真誠的心相處，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親是個鐵血軍人，他1944年畢業於日本關東陸軍士官學校，其後在偽滿第六軍管區第八步兵聯隊任職，被授予日本陸軍少尉軍銜。之後被分到日本關東軍齊齊哈爾635部隊。
1945年1月，父親隨部隊“清剿”抗日武裝力量，在戰鬥中得到日軍上司“果斷處理對抗大日本帝國的破壞分子”的評價而晉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父親和他的的第8步兵聯隊拒不投降，並槍殺蘇軍聯絡員。蘇軍展開圍殲行動，父親帶同3名朝鮮籍軍官逃出包圍。之後他喬裝難民來到北京，混入國民黨中央軍，軍統調查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後解除他的武裝並羈押數月後於1946年遣返他回國。
1945年日本投降後，韓國宣佈獨立。
1946年6月父親回國，任陸軍士官學校教官，並晉升為陸軍上尉。
之後，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後任韓國陸軍本部作戰情報室室長、科長、師參謀長。
1953年任第二軍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鮮停戰後，赴美國俄克拉何馬陸軍炮兵學校深造。1954年晉升為陸軍准將，任第二軍炮兵司令兼炮兵學校校長。
1955年任師長。1957年陸軍大學畢業後，任副軍長、師長。
1958年任軍參謀長，軍銜為陸軍少將。
1959年任軍管區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區軍需基地司令、第一軍管區司令、陸軍本部作戰參謀次長和第二軍副司令。
1961年5月，父親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李承晚政權，任國家重建最高委員會主席，同年8月升為中將，11月升為陸軍上將。
1963年，父親當選總統。
而我，則以“第一女兒”身份入住青瓦臺。
打從搬進青瓦臺前住在議長官邸時，我們三姐弟就幾乎沒有什麼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給我們，母親的理由是：即使沒有玩具，也有足夠的空間供我們跑跳玩耍。
有一回，親戚在美國買了一隻上發條就會自動走路的小狗玩具送給我們，我們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著它玩了一整天，母親卻憂心忡忡地看著這樣的我們。
母親說道：“那並不是隨手可得的玩具。擁有別人沒有的貴重東西，對孩子的教育並無益處，即使沒有那種玩具，我們家的孩子也已經有了一大片可以盡情玩耍的院子啊。”
接著她又補了一句：“要是大家聽到議長家沒有玩具的傳聞，一定會有很多玩具送上門，但要是他們聽到窮困的家庭沒飯吃也會這樣熱心嗎？我並非捨不得花錢買玩具給他們，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這裡已有更寬敞的院子可供他們玩耍，所以貴重的玩具對他們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還有一天，出門上學時，外頭下著傾盆大雨。我撐著傘踏出大門，沒想到雨傘竟被風吹翻了，只能無奈地跑回去告訴母親雨傘壞了，於是母親幫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傘。
那時，站在一旁的事務官跟母親說：“風雨這麼大，塑料傘一下子又會被吹壞的，今天就讓槿惠坐車上學吧。”
結果，母親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著我，我故意大聲地說了一句“我去上學了”
雖然我們住在人人羨慕的議長官邸，卻沒有任何值得讓其他小朋友羨慕的特別東西，日子過得非常簡樸，就連搬進青瓦臺後也不例外。
對小時候的我們而言，青瓦臺不是一個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個處處充滿限制的痛苦地方。
住在青瓦臺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因為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經歷。
或許大部分人認為身為總統的女兒，我或許多少可以享受某些優待，但對於當時年紀還小的我來說，青瓦臺的生活並不全然美好。
在那裡，充滿許多禁忌。
從小母親就對我們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別人炫耀你所擁有的東西。”在那個生活困苦的時期，總統女兒的身份是一張危險的名片，一個不注意就很容易讓我們產生特權意識。
在青瓦臺我慢慢的長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該看到和不該看到的東西。
看看國外一個小小的電子晶片就能賣幾十萬美元，我感到震驚了，一個小小的晶片就能讓我們幾十個人、甚至幾百個人工作一年的工資，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於是，我對父親說，我要讀電子大學，將來也能製造出那樣高階的晶片。
我不斷的努力，不斷的學習。
1974年，我考上了韓國西江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後，我又去法國格勒諾布林大學進修。
然後，就在我的進修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噩耗傳來：我的父母遭到刺殺，我的母親陸英修不幸身亡！
我匆匆結束法國留學生涯回國，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為我不僅僅是朴槿惠，我更是總統的女兒！
我的父親需要我，我的國家需要我，我要承擔起的不僅僅是一個國民的責任，我還要承擔其我母親的責任——替代我的母親行駛“第一夫人”的部分職責。
母親去世後，父親很悲痛，我們一家人也都很悲痛！
但是，悲痛之餘，我們還得繼續前行。
父親，是個軍人，他有鋼鐵一般的意志，他很快從沉痛走了出來。
他在全國範圍內主導了“新村運動”，使從前農村和漁村裡的茅草屋變成了磚瓦房，解決了當時韓國國民們的絕對貧困問題。
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興建，使韓國的物流大幅改善，經濟得以突飛猛進。韓國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鮮。
他不顧眾多反對，力主“只要幹就行”建設“京釜高速公路”，建設“龜尾工業園區”。
但是，也正是這樣的他，為了頑強地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以及中央政府不那麼腐敗，他對待敵人毫不手軟！
他的敵人太多太多了，他們時時刻刻的想要致他於死地！
而我，天天替他擔心！
可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親帶領他的衛隊長車智澈到情報部長金載圭官邸吃晚飯。席間他和車智澈斥責金載圭及其領導的情報部門工作不力，金載圭一怒之下，拔槍將他們射殺。
我的父親為國捐軀了，終年62歲。
隨著父親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遠離政壇，但是我沒有忘記父親的理想。
我立志為秉承父親遺願，為國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韓國大國家黨。
1998年4月，我贏得中期選舉，當選國會議員。
在我的心裡，我是希望韓國和朝鮮是不應該“敵對”的，因為我們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經我們有過多大的戰爭，也不管我們有多敵視對方，但那都改變不了“血脈相連”的事實。
2002年，我赴平壤訪問，受到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的接見。
2004年至2006年我成為了大國家黨最高委員，2005年5月、2006年11月，兩次訪問中國，就是那時中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爾幫助一名大國家黨候選人競選首爾市長時，遭到暴力襲擊，右臉被文具刀割傷，傷口長達11釐米。當時恢復臉部的傷，在崔順德家待了一週的時間。
2006年6月，我辭去大國家黨黨首職務。6月11日，我正式宣佈競選大國家黨第17屆總統候選人，不過最終我還是敗給了李明博。
面對失敗，我沒有灰心，我繼續為了國家不斷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佈參加於2012年年末舉行的總統選舉，12月19日，我獲得51.6%的投票，確保擊敗獲得48%選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選人民主統合黨候選人文在寅，成功當選新一任韓國總統——韓國第一個女總統。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選時說：“我沒有父母，沒有丈夫，沒有子女，國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務的物件”。
那時，我就知道了我的命運！因為這麼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但是，明知是深淵，我也將毫不猶豫的跳下去！
正因為，我深愛著這個國家，所以我願意承擔一切！
我知道我們是美國的盟國，我也知道我們國家的命運被美國把控著，而我更知道美國根本沒有把我們當成他們的盟國，我們只不過他們的“棋子”，他們只不過想把我們來遏制中國的工具！
而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她無疑才是我們真正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未來。
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國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國家和美國都警告我不要參加中國戰勝利70週年閱兵式，但是我還是來了！
因為，韓國的未來在中國，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國！
我知道，很多人都說，部署“薩德”是因為朝鮮的核試驗。
我也知道，很多人說部署“薩德”是我的決定！
其實，我怎麼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呢？
難道我不知道“薩德”預防不了朝鮮麼？難道我不知道“薩德”只是美國為了利用我們來戰略“震懾”中國和俄羅斯的麼？
但是，我沒有辦法！
部署薩德的命令是我下達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因為，我們的國家被“綁架”了！
因為，我們的國家只是個“棋子”！
棋子，註定只是棋子！
棋子，沒有自己的命運！
我抗爭過，但是，終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運——被棋手掌握著的命運。
也正因為“薩德”，所有人給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
對此，我不想再解釋了！
我，太累，太累了！
未來，是什麼樣的？
等待我的，又將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
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的——韓國真正擺脫“棋子”命運的那一天！
再見，青瓦臺！
哦，不，永不再見，青瓦臺！
鳳凰新聞社【責任編輯 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