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田助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
革命性实践以及远东军事审判(メモ下書き)
——延边大学日语外教老师 小林恒夫
中国东北地区作为战前日军支配亚洲的根据地，在日本的扶持下，曾建立了为日本统治中国服务的伪满洲国。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作以来，我得以直接接触到了至今为止在日本教科书里没有学到的历史知识和只通过书籍所不能了解到的事实真相。现场的印象，给我的内心以非常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使我感到加深了对日本侵华历史的认识。促使我思考“战争是什么”，“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责任”问题，“在人道方面所犯下的罪过”，“国家、民族是什么”， “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何为教育”等等。
我是日本人，现在就职的延边大学，在1964年以共通科目的形式首次开设了日语教育学科。那时所使用的日语教材，选取了诗人槙村浩所写的叙事诗《间岛游击队的歌》（注1）中的一节《李成薇氏》（注2）。当我得知原延边大学副校长在1984年就写过一篇有关《槙村浩》的小论文时，我不能不对延边大学和诗人槙村浩的渊源深为感慨。（注3）
近来，我得以和几位高龄老人就伪满洲时代的日语教育情况和当时中国人的生活进行交流。家住磐石市的Oさん姐弟俩（姐姐80岁，弟弟75岁）据说在战争时期住在辽宁省的某个农村。他们回忆说那时日本军队频繁来家里搜查，征收了辛辛苦苦收获的大米。主食就连玉米也没得吃。姐弟俩还讲述了日军把被杀害的中国人的人头，像对待猪头一样用绳子穿过鼻子吊起来排成一排示众，让人不寒而栗。在学校，如果日语说不好或不小心说了母语朝鲜语的话，就会被鞭子抽，甚至被迫喝下厕所里的粪便和尿水作为惩罚。同样生活在磐石市的tさん(84岁)说当时学校教育就是“奴化教育”，不学真正的知识，而是进行军事训练或者干农活。而且，那时肚子一直很饿，但是配给给中国人的就是玉米和橡子粉的混合物。日本侵略者规定是禁止中国人吃大米的。他懊丧地说那个时期充满了苦难，自己被日本侵略者剥夺得一无所有。
2011年夏天我访问了家住牡丹江的Gさん(81岁)。G老人也说到了在学校没有说好日语，或说母语朝鲜语而挨老师鞭子的经历。他身旁的妻子Sさん，那时居住在梅海市，家附近有个机场。连日都有炮弹落下很是担惊受怕，直到战争结束情况才有所变化。她还讲述了有没有来得及逃亡的日本人被虐待的事情发生，所以给住在附近的日本人穿上朝鲜族的服装的事情。
尽管对日本这个国家有很多残酷的回忆，但她也告诉我说在52年之后和能够日本人见面并交谈还是很高兴的。黑龙江省是日本残留孤儿较多的地区。她的话也让我想起了山崎丰子的《大地之子》中，救了主人公陆一心的中国教师陆德志。与他们的对话，因顾忌到我作为一个在大学里教他们孩子的日本人教师的身份，和我语言表达能力的欠缺而无不遗憾地无法深入下去。尽管如此，当时强制性地禁止说母语的日语教育的实际情况及日本军国主义在伪满洲国所宣扬的“五族和谐”（满、蒙，汉、日、朝五个民族合力，建造和平国家）、“王道乐土”（在满洲建造理想的亚洲国家）等标语的欺瞒性，通过在那时还是小孩子的这些老人，就可以了解得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曾经是731部队的根据地。在那里，我参观了实验用的小动物、小白鼠饲养室的遗迹、实验器材及工具的展示、生产细菌的资料、细菌炸弹的展示，真切感受到了侵略战争的极端残酷。在731部队进行过的冻伤实验、恶魔般的用细菌进行的人体实验中，约有3000多名被叫做“丸太”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被残酷地杀害。
进入约20平米左右的冻伤实验室遗址时，虽是夏天却空荡荡的寒冷逼人，就像踏进我在照片上看到过的纳粹毒气室一般，让我的心也像冻僵了似的无法呼吸。侵略战争真的可以使人发疯、发狂。
在馆内我偶遇见了一位日本老人。于是开口询问“您多大了？为什么要来这里呢？”他只简短地回答说“83岁了,感兴趣”，就再也不说什么，继续很投入看展示去了。
2011年夏我参观了黑龙江省虎头阵地（旧关东军在远东地区的要塞）。2012年夏我去了内蒙古海拉尔阵地等地，在那里看到了万人坑（掩埋为建设阵地而被强制劳动致死的中国人的深坑）等残虐的侵略遗迹。在这里，我想到了去虎头阵地时从牡丹江到虎林去的列车中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坐在我们座位后面的中年男子，听到了我和与我接班的延边大学毕业生的对话之后，对我们大声怒喝道：“我非常、非常恨日本人，我是流着泪看完南京大屠的影像的！如果中日开战，我会冲在最前面！你们日本人凭什么要来看要塞？看了又能怎样？你没有资格来这里！”又责问我旁边的毕业生：“你们非要在日本人的社会工作挣钱吗？你的祖父母没有当卖国贼，做孙子的要背叛他们吗？”“我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文化。但是我爱国！”“我家孩子学习也不好，那又怎么样？”“只要为人正直、知道爱国就够了！”等等，就这样大声感叹了20分钟。作为日本人，我非常同情这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更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而感到羞耻。
坐我旁边的毕业生和另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男子，都小声跟我说:“不要在意，他指责的日本侵略者，不是老师您。”周围的乘客也纷纷打听起来。我闭上眼睛集中精力，偶尔看看周围乘客，静静地听着谩骂。因为有毕业生我的学生，我担心会引起冲突。
作为一个日本人，虽然那位中年男子对我很凶，我却并不愤怒。因为他那愤怒的带刺的话语也不无道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侵略中国剥夺了财产不说，还杀害了很多平民。而且还没有就此正公开向中国道歉。那位中年男子，曾一度从我后面的座位坐到我们中间的位置，大声斥骂之后在终点虎林市的前一站下了车。我暗暗庆幸，没有发展成大冲突真是万幸。
然而到了终点虎林市再去阵地遗址历史博物馆所在地虎头镇的时候，公交车司机听到我们说日语后嘟囔了一句:“我不愿意让你坐车！”话虽温和，可又让我再次体会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造成的心理伤害仍残留至今。
诺门罕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西南部的200公里处。沿着草原中一条笔直的公路坐2个多小时车，就可以360度展望无边无际的草原。
宽敞的草原上有马、牛、羊，还有诺门罕战争的痕迹。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在伪满洲国的支配下作为日本兵，被迫与外蒙古展开了同种同族自相残杀的残酷战争。
我了解到诺门罕战争是在辽阔的草原上进行的。日本侵略军从日本，来到这遥远的、美丽而辽阔的草原，在这里残酷杀害抗日游击队、胁迫原住民，挑起了蒙古族与蒙古族的战争，使美丽的草原沾满了鲜血。
通过参观伪满洲国日军侵略遗址及抗日遗迹，我对历史的认识更加现实了。我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普通人，“把侵略的历史责任暧昧地推诿过去是行不通的。”
从延吉乘客车一小时可以到汪清市市区。汪清县文物管理所的学术研究员Z先生给我和作家户田做了向导。我们从市区来到东南方向约6公里的东光镇。从东光镇沿着山道东南方向约行4公里就会看到一座写着“小汪清（马村）抗日游击队根据地遗址分布图”的石碑。在离石碑不远处，标记着“伊田助男牺牲地”遗迹、“遗书”石碑、“伊田小学”遗址、“尖山战斗纪念”碑、“东满特别委印刷厂”遗址、“东满特别委兵工厂” 遗址、“东满特别委医院” 遗址、“东满特别委所在地” 遗址等等。
石碑是新建的，下面署名是“‘汪清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11.9.3立”。陪同人Z先生告诉我们，这里是抗日游击队的司令部，有医院、印刷厂、兵工厂，也是抗日军的根据地，因而受到侵略军的猛烈攻击。Z先生还解释说这一带原本是山地，现在被开垦为农田，都种植了木耳，被称为“木耳之乡”。地里还出产玉米。此外，高收入的烟草也在这一带广泛种植。但是在1930年时这一带是杂木丛生的密林。
“伊田助男牺牲地”遗址和他的“遗书”石碑临近东林河。石碑下签署着“汪清人民政府2009.7.1”。石碑周围的土地是新的，据说是因为几天前下了大雨弄松了地基所以进行过修整。这一带遗迹众多，Z先生告诉我们说汪清县文物管理所正在努力通过寻访老人，来整修像这样的抗日遗迹。他们能把这样质朴的工作坚持下来，让我佩服。
伊田助男是有爱好和平之心的日本共产党人，被日军强征入伍，来到了“间岛（现今吉林省的延边地区）”，当了一名汽车兵。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残杀无辜的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痛恨疾首，决定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开着日军汽车，把装满一车的子弹（约10万余发），送到童长荣领导的汪清游击大队附近。他写了下面的遗书，砸坏汽车发动机，之后就饮弹自尽了。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的同志们：我看了你们撒下来的的宣传材料，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一起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但是我被法西斯野兽们包围着，走头无路了，我决心自杀。我想把自己运来的十万发子弹送给贵军。我把它藏在了北边的松林里。请你们把它射向日本法西斯军！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 （注4）
英雄的汪清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日本国籍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牺牲地，为他立碑，还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伊田小学”校，来缅怀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我询问Z先生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伊田助男的事迹。Z先生回答我说：“小时候父亲告诉我的。”“父亲告诉那时还是孩子的我，说他是‘为了和平放弃性命的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他告诉我，在这个小城里，伊田助男是英雄。
“伊田小学”遗迹在玉米地深处。在伊田助男26岁去世之后的第二个月——1933年4月，出于国际主义立场，为了缅怀为和平而牺牲生命的伊田，作为纪念，当地人把“马村小学”更名为“伊田小学”。此后，当地学生逐渐减少，1964年“伊田小学”与“东明小学”合并，在那期间 “东明小学”也更名为“伊田小学”。2004年维修水库的时候，因“伊田小学”处淹没地，所以迁至东光镇，和“东光镇东光中心小学”合并，并把“东光镇东光中心小学”更名为“伊田小学”。
我们从汪清站出发往东南方向约行 8公里，到了前面提到的东光镇 “伊田小学”。恰逢暑假，校门口的牌子正在修理中所以我们没能进去。询问了住在这里的老师，他告诉我们说这里约有40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给他们讲“伊田小学”名称的由来。
对小学名字的说明有点长，是因为我比较在意。学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迁移或者合并， “伊田小学”这一名称能够历经80余年继承至今，使我有点惊讶。在“抗日游击根据地遗迹分布图” 石碑和“伊田助男牺牲地”遗址和“遗书”石碑前，我十分激动。后来听说，每年在伊田助男过世的3月30日，都会有当地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共青团）成员会在石碑前举行悼念死者的仪式。此外，听说虽然现在全中国教科书统一了，但是作为课外读物教材——1970年发行的教材中，也有讲述伊田助男事迹的章节。
乘车返回，之后在地图上确认了从“伊田助男牺牲地”遗址出发，直线距离约60公里,位于汪清市西侧，在百草沟镇保存着 “旧汪清百草沟日本领事馆分管警察局”和新兴村的汪清图们线遗迹附近的以前日本人的家。我们拜访了那里。这是一个从事火车站相关工作的日本人所居住的建筑。与周围的建筑相比，这是座很气派的瓦房。在我们观望四周建筑时，一位外出归来的居住者（现在租住此房的Pさん，54岁)，很不解地看着我们。Z先生说了我们的目的之后，他就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他也很了解伊田助男。从1921年出生的父亲那里听到的当时抗战的故事，大伯的兄弟参加了游击队、被发现时已经是失去双臂的尸体等等，毫无保留得都跟我们讲。
不管是抗日游击队的战斗还是伊田助男的死，都已经过去80多年的今天，尽管经历过当年事情的仅有老人了，但我知道他们在小城的人们心中，一直作为英雄永垂不朽。
这件事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是很大的。根据后来成为黑龙江省副省长的李延禄的手记(注6)记载，侵略军指挥官鳖刚村一当时也因这件事被解职、他的部队也被调往延吉然后解散、将帅和士兵都被送往各地接受思想教育。据先前的Ｚ先生讲，据说在此事发生前后，间岛地区珲春市派来了航空部队，日军对这个小村子进行了毁灭性的反复攻击。
听说在当时，日本侵略军中也有日本共产党的组织。在那支部队中，难道只有伊田助男一位日本共产党员吗？还是他自己的单独行动了？关于他所属的“关东军间岛辎重队”的书籍，没有保留下来吗？如果名册能够保存下来，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他的出身地和亲族。指挥官鳖刚村一的信息页就明了了。所以日本方面当时的资料是很必要的。
延吉市历史博物馆所展示了南邻的龙井市，在1904年4月创设明东小学（后来尹东柱也曾就学在此）、1906年10月创设瑞典书院，开近代教育的先河。Z先生告诉我，他父亲也说教育很重要，所以曾加入了村里的学校建设队。这是在被日军殖民地化，在严峻的侵略下，重视教育、全力推进近代学校教育、建立农村小学、守护村落的东北地区的人们。这是至今仍使用“伊田”的名字。上课的时教孩子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每年到他的碑前发誓的小汪清的村民们。
来到汪清市，伊田助男的“反侵略战争”精神和国际无产主义的“有勇气的生存方式”一起，被汪清市村民们至今都守护着，不能不令人佩服。不是单纯的抗日，而是展示并教会人们“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我觉得是和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社会主义人性教育共通的，让人感动。 加深了我对“教育的重要性”和“只有一个世界，全世界劳动者都是兄弟”等的理解。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1931.9.18年柳条湖事件、满洲事变。1932年3月1日傀儡满洲国宣布建立。在日本国内奉行的天皇制不仅支配日本国民，而且加快了侵略中国的准备。为了将侵略付诸实践，扩大民族偏见和镇压反对派势力成为重中之重。从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对朝鲜族的压迫，到所谓的3.15事件、4.16事件，1928年3月至次年4月进行的全国范围的大镇压。此外还恶意修改治安维持法。当时，不仅是反对侵略战争的唯一政党日本共产党，只要是不支持天皇制和侵略战争的有关人士，全都被捕入狱。还对信教者、劳动组合及民主团体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1932年2月20日，以《蟹工船》出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绝对主义天皇制下的特别高等警察逮捕，在受到近3个小时的赤身拷问之后，于当天夜里死去。被害时年仅31岁。同年4月，诗人槙村浩也在高知县被捕并受到了严刑拷问。1938年9月26岁的槙村浩也因为受刑的原因早逝。
此后不久，生于中国吉林省“间岛”，以“一直到死去的那一天仰望着苍穹 祈愿没有一丝愧色”开篇而写的《天空、风与星星之诗》出名的朝鲜族诗人尹东柱，也因在京都同志社大学就读时用母语朝鲜语写诗而被怀疑搞独立运动，于1943年7月被京都鸭警察以“违背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并于战争结束前夕的1945年2月在福冈刑务所狱中死去。享年26岁。(注5)
针对对中国的侵略准备，日本共产党于1932年发表了“32方针”纲领。纲领中提到“警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侵略的任务，与从天皇制支配到促进日本国民的开放相结合与国际无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
在这种状况下，1932年3月槙村浩发表了《间岛游击队之歌》，给在中国“間島”地区作战的抗日游击队送去了热情的国际共产主义的赞美诗。
我认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教育实践的努力，在今天仍意义深远。
刚解放后的1950年，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969名日本战犯由苏联交付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社会主义人性教育”。刚诞生的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致力于对日本战犯采取的促其新生的教育实践，我深感有必要再次感受学习一下当时的教训。
当时，周恩来总理说：“战犯也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尊重其人格。”（注9）之后“联军战犯调查团提出了‘对日本战犯严惩不贷’的意见并访问北京时，总理仍劝诫调查团说‘二十年后，他们也将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注8）。
相对于日本侵略军残暴的“三光政策”所导致的巨大牺牲，抚顺战犯管理所并未对这些战犯采取仇恨和愤怒的报复主义政策。没有停留在感性的愤慨和仇恨，而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对于事态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他们追问战犯犯罪的根源：“什么是战争？”“什么是侵略？”“从人道主义上讲，什么是罪恶？（即使是因上峰的命令而在战争中犯下的，也无法免除责任追究的罪恶；即使是因国家的命令所犯下，也逃脱不掉良心谴责的罪过）”，并对他们进行“自我反思”的教育。不是严惩主义而是重视从“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立场上的“教育”。
当时，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孙明斋的报告还原了事实。尽管自己也曾是受害者，但面对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日军高级将校、陆军师团长官及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为首的，各省厅长官、伪满洲国警察总局警务处长、抚顺警察局局长、伪满洲国宪兵训练所所长少校及日本军特务关系核心人物等高级战犯时，他仍能坚持理性的耐心，耐心地进行教育指导（注7）。
下面介绍一两则《中国回归者联络会手册》中，曾是战犯的一名证人的证词。
“‘我在女孩母亲面前强暴了那个女孩。’‘我为了给新兵示范，把刀刺进了一个被绑在柱子上的中国人的腹部，将其剖开杀死了他。’‘我把中国女人监禁在我的屋子里，几天后将其杀死；因当时食物短缺，便将其肉当做食用肉切碎骗队员们分食。’‘啊——我犯了不可饶恕之罪，请把我大卸八块吧（一位军曹的证词）’”。
他的身体仿佛已在炼狱中溶解，在残骸中似乎可以看到另一个仿若纯金似的人一下子站了起来，大声呼喊。
“我们只是屏住呼吸注视着这些凄惨的身影。这并不是别人的事情。大家都犯下了相似的罪孽”从心中发出的每次惨叫，都是认罪者把其自身的残暴性，随着作为其成为残暴行径下的牺牲品的中国人的悲鸣和怒号达到的最高潮，在我们面前发泄了出来。”“这是人类的根本问题。一旦了解到受害者深重的伤痛之后，就无法再忽视这个问题。确切地说，这是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将失去为人资格，最后成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问题。”“从这以后半年，又过了一年，我们开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完全非人类的感觉观察周围。觉得精神和肉体已经完全重生了。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开端。谁都没有料到，‘认罪’竟是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的入口（注8）。”
有些战犯在谈话中说，抚顺战犯管理所“并不是监狱，而是人类重生的地方（注9）。”此外，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一起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的弟弟不傑氏也写到：“把过去作为战争狂人的日本战犯，变成了反战的和平战士；把伪满洲皇帝及其阁僚，变成了一般市民；这可以说是人间奇迹吧（注11）。”
在反复阅读上述军曹的证词及“将俘虏的脑袋做成酱汤煮着吃”等他们魔鬼畜生般的报告之后，我大受打击，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然而，与对社会的不正之风视而不见、或是过着委曲求全的日子的人相比，《中归连》发行的小册子中刊载的以前战犯们的报告，虽然苦痛却充满了勇气；通过这样的告白，他们得以回归人性。这些报告者身上，散发出一种超越世俗的、清明高洁的人性光辉。
人们总是说“要反省”或是“已经反省了”。正如物理上的加和减，“出”和“入”一样，人类的头脑可能也一样存在这种单纯明了的道理：若不抛弃旧观念，新的想法也将难以产生。
然而，人类心灵的反省，虽然用嘴说起来简单，实际却不容易。因为那是一种需要暴露自己头脑和全体里孩童时代以来就受到的不良影响，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变革，暴露自己缺点的工作。
更进一步，把一些难以启齿的行为，人类引以为耻的做法，自己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众，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这些战犯们能够站在受害人的角度，从自身找原因，最终鼓起勇气说出了真相。不是强制，而是用自己的力量从本质上反省，进行“主体性的自我确立。”自我批判、反省，就是“自我内心的冲突”，相当痛苦。我再次意识到若不克服这些痛苦是无法做到那一步的。
“在相框中露出佛陀一样笑容的父亲，盯着大贺龙太郎（67岁，千叶县流山市）一直看的辻野弥生落寞地笑了。龙太郎一直都被战场上的记忆所折磨，直到得了晚年痴呆症，才获得了内心的安宁。（中略）龙太郎参加了中日战争，从战场回来候，整个人就变了。倚酒浇愁的龙太郎，一喝醉就会潸然泪下地自然自语说：‘日本在中国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说是为了试刀、或者是给新兵练胆量而刺杀俘虏，把幼儿投入烈火中，或是用马拉绑在人手臂上的绳子而致其手臂被活生生撕掉……而且在最后经常喊着‘但我做了’，‘是我做的事儿啊’”。
平时什么都不说，但是一杯酒下肚，就一直说战争的事。我们不知听了多少遍，都厌烦了。虽没人听，他却拿着勺子小声叨咕着：“扔进火里”。而且最后一定会以“我绝对不做了”作结。一直说“我绝对不做了……”那一定是做了什么了。所以才那么痛苦，才会喝酒的吧。不知道啊。’因为酒精依存症而讨厌在人前露面（注10）。”
做过军人的大贺太郎，曾一度被战争的罪恶、战场记忆所折磨而得了酒精依存症。但讽刺的是，他晚年得了痴呆症，才得以获得心灵的解脱。在旅顺战犯管理所呆过的战犯们，在经历了多年的痛苦折磨后自我反省，好容易才得以“认罪”，结果实现了由“侵略杀人鬼”到“人性的回归”。这是一个使得战犯由“侵略恶魔、鬼一样的人”而得以重生、回归人性的报告。战争是什么？战争可以使站在侵略一方的人们心平气和地剥夺掉抵抗一方人们的尊严的行为，有时甚至可以使他们疯狂到作出虐杀的事情来。而且这样的人不止一两个，战争源源不断地制造出这样的“狂人集团”来。
战前绝对主义天皇制下的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教育、排他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把人性破坏到何种程度、生产出了多少“鬼魅牲畜集团”！纳粹党大屠杀也是这样。历史告诉我们，这些行径何其惨无人道。这促使我们结合这份报告，对“人性”和“教育的应有方式”进行思考。
1956年6、7月间，从旅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军人们，在次年9月发起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会）”，并且 “以反对侵略战争、为和平和日中友好贡献力量为目的”（会则第2条），开展活动。在日中邦交恢复的1972年11月，以时任中归连会长的原日军中将藤田茂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此前，他曾因试图劝说“联合军战犯调查团”而来到北京，并以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的身份同周总理见过面。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由美国主导的、志在消除对立的远东军事审判的一部分。在审判中，侵略战争的最高责任人——天皇被保留了下来；时任首相东条英机等被处以极刑——绞刑；而以继任首相的岸信介等为首的很多A级战犯，都被免于起诉得以保全。并且美国在战后对日本采取“让亚洲国家敌对”的政策，为了使之成为对抗苏联、中国、北朝鲜攻击的基地，再次起用原来的战犯。此外，满洲731部队（负责进行生物战细菌研究和人体试验）的责任人，医学博士石井四郎（中将）等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美方交易而被免于追究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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