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和开放社会基金会
（艾港）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百科词条介绍中有两个职务：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
多数中国人了解的索罗斯，是他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的呼风唤雨。1998年在东南亚刮的那场索罗斯飓风，使东南亚多个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让亚洲人以沉重的方式记住了这个一举刮走了百亿美元财富的人。
而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OSI）是索罗斯在1979年成立的一个机构，OSI在很多国家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英语为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缩写为OSF，其目标在于形成政策，以推进民主政治、人权、经济、法律及政治上的改进，增进公民参与，以形成公民社会。
开放社会研究所的总部设在纽约，成立之后即每年投入至少1亿美元以上，并逐年增长，2019年“开放社会”支出高达9亿美元，约一半用于支持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基金会。
不同于索罗斯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那些阴谋诡计，开放社会基金会在多数时候看上去都是光明正大的：以基金会的财力公开资助各个国家的NGO，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知识精英和民众的思想。索罗斯的传记中写道， “‘革命’不应被引向防御工事，不应在街道上，而应在平民的思想里。这种‘革命’是缓慢的、和平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 ——《索罗斯的另一幅面孔》（《环球人物》2008年2月29日）
《环球时报》在2005年发表题为《索罗斯基金会渗透全球》的文章，文章指出，（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注重从经济制度层面彻底消除苏联体制残余，以土地私有化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手段在社会基层营造“市场经济”氛围；第二，积极推动政治体制从总统制向议会制转变，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转变；第三，通过提供培训、咨询和直接的资金支持等多种方式，培养基层民众的亲西方情结。
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赶下台，反对派领导人、前司法部长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后曾向媒体愤怒地表示：“有一位大使告诉我，索罗斯为发动‘玫瑰革命’拿出了250万到300万美元的活动资金。” ——薛蓓军《论颜色革命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当选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是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基本上在所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都能看到开放社会基金会在兴风作浪。
索罗斯曾公开承认，旗下的基金会参与东欧多国包括1998年斯洛伐克、1999年克罗地亚、2000年南斯拉夫的政权变动，基金发挥作用推倒梅奇亚尔、图季曼及米洛舍维奇等政权。
2015年，俄罗斯禁止“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俄罗斯活动，指责该基金会对俄罗斯联邦的根本制度以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017年，马其顿、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东南欧国家政府、媒体频频发声，指责索罗斯基金会煽动民众对现政权的敌对情绪，推波助澜激化社会矛盾，面目虚伪且狰狞，是造成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的重要原因。
香港《大公报》在2015年8月报道说：索罗斯计划资助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进行人权项目研究，企图把“革命资金”渗透到香港校园，将港大打造成“颜色革命”的桥头堡。开放社会基金会活跃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基金会资助的机构还屡次为戴耀廷（被称为祸港四人帮之了）出书。
2017年3月3日，《大公报》的又一则报道指出，戴耀廷与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关系密切，基金会策划多个培育公民领袖计划，都在港大法律学院及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推行，而其时港大法律学院正是戴耀廷供职之处。
据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站介绍，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前总监兼创办人陈婉莹是“开放”的环球董事会成员，陈婉莹还兼任“开放”旗下的“媒体发展投资基金协会”(Media Development Investment Fund Association)董事和“媒体发展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for Media Development)的指导委员会董事。
2016年6月，DCLEAKS网站披露2500多份机密文件，主要涉及“开放社会基金会”向全球几百名政客提供资金，以策划、赞助各地异见者或组织。DCLEAKS披露的文件称开放社会基金会东亚项目总监Thomas Kellogg曾提出研究如何影响中国外交，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就包括了资助2014年香港“占中”中的乱港头目戴耀廷。
2019年9月9日，索罗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作为开放社会基金的创始人，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随后香港《大公报》在2019年9月16日发表文章：《做空港股突袭 投行唱淡配合——索罗斯伙汉奸黎 策动暴乱变天》，文中指，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1998年狙击香港大败后，一直视香港为眼中钉，索罗斯近月又企图做空港股谋利云云。
索罗斯在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演讲时曾回顾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和80年代与中国官方合作的往事（有媒体因此称其为中国的老朋友），他还在演讲中担忧华为等中国企业形成对西方国家形成的技术优势：“尤其令我感到不安的是，由人工智能开发的监控设施，相对开放社会具有先天内在的优势”。用通俗的语言理解这句话，就是：“华为等多家中国公司的技术领先于西方国家，所以我们要抵制这些公司和产品。”
今年2月，欧洲法律与司法中心(ECLJ)发表了一篇报告：《Les ONG et Les juges de la CEDH, 2009-2019》，即《2009-2019非政府组织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报告指：在（欧盟人权法院）最高法院的100名常任法官中，有22名(几乎占全体会议的四分之一)与7个特定的非政府组织有联系。这些组织，按字母顺序排列，与法官联系如下:A.I.R.E.中心(欧洲个人权利中心);国际特赦组织;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赫尔辛基委员会和基金会网络;人权观察;国际人权司法保护中心;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络及其各个分支，特别是开放社会正义倡议。在这22名法官中，有12名与开放社会有直接关系，使其成为与大多数法官有联系的名单中的单一非政府组织(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网站上的法官个人传记证实了这一事实)。此外，报告中确定的其他六个非政府组织由开放社会提供资金。因此有人指《乔治•索罗斯控制着欧盟人权法院》，ECU的报告对欧洲人权法院的独立性及其工作的透明度提出担忧，这是一个对在欧洲仲裁人权问题的机构的重要问题，最终的问题是欧洲人权法院是否受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影响。
据俄罗斯司法部公示，包括开放社会基金会在内的22个非政府组织进了俄罗斯方面的“黑名单”，而俄罗斯安全决策机构也在试图对其他隐藏的煽动组织进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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