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契约》
宋才发
凤凰新闻社讯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北京5月3日电 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契约，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新实践。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强调国家是人民契约的结合体，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内核，追求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享美好生活是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本质要求，新形势下要培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的契约精神。在兑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过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庄严承诺，新型举国体制是力量之源，中国式现代化是制度优势，高质量发展是根本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提升拓展。新时代要兑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战略重点，加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制度文明建设，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水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L综合评价（A刊）扩展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来源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广西优秀期刊《广西社会科学》，在2023年第1期“中共治国理政研究”栏目，首篇发表宋才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文。《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社长梁培林，总编周玉林，副总编覃合、黎伟盛。副总编黎伟盛任本文责任编辑。
【引用格式】宋才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契约[J].广西社会科学，2023，（1）：34-44.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契约
宋才发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向全体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新实践和新范式。“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始终在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现代化的“原体规定性”“空间规定性”和“过程规定性”。要破解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基本观点
（一）《社会契约论》强调国家是人民契约的结合体
“契约”这个名词源自拉丁文，原本是一个反映经济关系的专门词汇。古老的“罗马私法”，诠释了订立契约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以及在“合意”基础上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得体现契约精神的制度和法律形式变得更加清晰。当契约被赋予时代的内涵后，契约的价值便从现实的经济效益中剥离出来，形成具有时代价值的自由精神，任何专制强权都是同契约精神背道而驰的。从分类上讲，契约分为“社会契约”和“政府契约”两大类型。个人与社会、社会组织之间订立和据以成立的各种契约，统统称为“社会契约”。国家设立的政府机构抑或相关政治组织据以确立的各种契约，统统称为“政府契约”。社会契约是社会组织范围内所有成员因社会抑或社会组织行动的需要，对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达成的一致协议抑或合约。继社会契约创始人伊壁鸠鲁、霍布斯之后，卢梭出版《社会契约论》这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卢梭主张“人民自由平等”，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尽管这个“理性王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呼声、愿望和要求。因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直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卢梭认为国家“是人民契约的结合体”，“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正因为有了“政府契约”和个人权利的契约保障，从而形成了国家关于个人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关系。即“为了把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使正义达到它的目的，就需要有约定和法律。”为了捍卫人民好不容易获得的权利，人民就需要依据国家法律对政府的权力和行为进行约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即民本位），如果政府的行为不符合甚至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人民就有权联合起来推翻这个政府，以实现“主权在民”而不是“朕即国家”的目的。衡量一个具体国家主权是否在民的根本标准，要看是谁在掌握这个国家的立法权。假如作为受托人的政府僭越拥有了立法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警告说：“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个人的利益在公共事务中发生影响更危险的了”。他认为“当政府拥有更多的约束人民的力量的时候，主权者也应当拥有更多的力量约束政府。”
（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内核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发生异化，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相应地也发生了异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这种异化的直接产物。马克思从论证“自由人联合体”这个目标出发，指出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劳动者就需要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本质，为彻底“废除私有制”而斗争。马克思论证的经济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关系；政治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内核。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实质上就是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精神生活的道德水准极度高尚，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的时候，“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鸿篇巨著里，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因之而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出如下结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因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尔虞我诈而和谐相处，全体劳动者都成为自己社会的主人，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主人，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体劳动者承诺的一份庄重的社会契约。契约精神不仅体现为一种生活道德，而且体现为一种守法精神。契约一旦达成就会受以国家强制力为代表的法律的保护，不只是契约的签订不得违背法律，而且法律本身就是契约形成和实施的前提。契约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说话算数”，无论政府、企业组织还是公民个人，做出的承诺都是以法制为基础的。诚实信用是契约的灵魂，只有讲诚信、守信用、有信誉的政府，才算得上是诚信政府、有公信力的政府。如果政府组织和政府官员“言必信，行必果”，那么，政府公务员就会秉持契约精神办事，企业和公民就会“重契约、守信用”。唯有形成从上到下普遍“讲诚实、重信用、守规矩”的社会，才能保障政府制定的法规政策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人们的普遍守法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状况的重要指标”。
（三）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是全体人民共享美好生活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本质反映，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逻辑。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现代社会是一种契约型社会，其显著特征和突出标志是以普遍坚守契约精神为基础，最终在社会中形成以平等、自由、公正、诚信、法治等价值理念为根基的契约文化。共同富裕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本质要求，是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幸福美好生活，它标志着党和政府把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突出的位置。以资本逻辑为支撑的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早期的现代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资本逻辑的全面超越，开辟了一条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唯有通过高质量发展补齐民生保障存在的短板，才能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满足其对幸福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国的共同富裕是分阶段逐步实现的，尽管经济粗放发展的“数量缺口”已经填满了，但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质量缺口”仍然很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没有”的矛盾得到缓解后，“好不好”的问题就变成为聚焦点，迫切要求社会生产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既是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立下的社会契约，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所在。进入新时代以来，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向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迈进，为圆满兑现国家对社会契约的承诺做出了不懈努力。到2020年底，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夙愿。中国所走的共同富裕道路，是一条“普遍达到生活富足”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全体人民富裕生活迈上新台阶，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基本健全。党的二十大对2035年和2050年经济社会建设与法治发展目标的设定，为“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根本遵循，标志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政策已经完全成熟，系统地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扩大对外开放、全面依法治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的战略内容”。
（四）培育与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的契约精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契约经济，又是法制经济。“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市场主体自由自愿地达成和履行契约，是确保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前提。缔约自由是契约精神的核心要义，体现了缔约主体之间平等自由的自治规则。由于“契约”是主体之间在平等自由基础上达成的合意，具有自由、平等、诚实、守信的基本内涵，因而新时代需要倡导和树立“守约践诺的契约严守精神”。“契约必须严守”是古老罗马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私法自治的具体体现。只有在当事人协商的条款，既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又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前提下，法律才能够承认其效力。即是说“契约严守”是契约自由精神的灵魂要素，契约关系产生的契约精神是社会主体主动、善意地遵守约定和规则，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就是尊重他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义无反顾地提倡和尊重契约精神，“契约严守”在社会诚信体系中承载着基石的作用。契约精神须臾离不开道德与法律的共同呵护，道德在社会领域里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被称为“人心的法律”。国家法律和公民道德都是有序社会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诚信友善”是法律与道德两者的核心价值观。契约是缔约双方凭借自由意志平衡利益、协商一致的结果，传统社会的契约精神包含了对契约的敬畏与尊重，缔约者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都要以诚信为基准。“契约精神以诚信意识为核心”是由契约的本质决定的，契约的意志和利益一致性要求缔约双方坚守诚信。《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重信守诺的传统美德，弘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理念、诚信文化、契约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要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十四五”期间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状态，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尊重契约的前提下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新时代应当重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追求双边理性的契约自由和多赢共享的契约正义精神。契约精神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强调要“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为主要方向”“力争经过5到10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郑重指出：“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不要望文生义、听到风就是雨，看到“契约”二字就胆战心惊地加贴资本主义的标签。新时代新阶段把权责意识教育融入契约精神培育中，有利于为契约精神的培育提供发展动力和实践操作性。契约精神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有必要对契约精神的渊源进行梳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新形势的要求创新契约精神培育。
二、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基本内涵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庄严承诺
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代表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群众不喜欢“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既是执政党向中国几千年的贫穷落后发起的宣战，也是执政党向全中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历史的脚步走到2020年底，我国14个集中连片的“国定贫困县”全部摘帽，56个民族人民“一个都不少”的全部进入“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执政党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重要成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每年减贫1000万人口的速度和规模，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规定的减贫目标。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农民群众从此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有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执政党又带领全国人民向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迈进，为圆满兑现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承诺做出不懈的努力。从政治视角看，民富国强“就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契约相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契约。社会制度的正当性、生命力、竞争力，根本上取决于其能否充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能否让全体人民共同过上美好生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有利于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能动性和创造力，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愈来愈多的物质财富，为社会主义进入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准备雄厚的物质条件。从经济视角看，人民过上一天比一天幸福的美好生活，就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契约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契约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保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作为当下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契约的庄严承诺，共同富裕实质上承载着全体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盼。需要党和政府带领全体人民，为实现2035年近期目标和2050年的中期目标而奋斗。（1）要努力创造人人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保障实现人人拥有人生出彩、实现梦想的机会。（2）要努力创造人人得到全面发展、人人享有幸福安康的条件，保障实现全体人民安居乐业、从容安定生活、社会文明发达的新高度。（3）要努力创造劳动者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发家致富的机会，保障劳动者高绩效的劳动、人人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境界。（4）要努力创造人人放心拥有合法财富、安心持有合法财富法治环境，保障全体人民家庭家族财富代际传承流转畅通有序，人人乐享财富、乐享富裕的新境界。
（二）新型举国体制是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力量之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迈入了“快车道”，在科技发展、经济建设、民生工程、社会治理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和举世公认的成就，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把中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举国体制的重要作用”。举国体制是在国家统一政令下，“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给予政策倾斜、资源倾斜和精神支持，动员和运用全国财力、物力、人力达成国家既定目标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举国体制不只是今天才有的新东西，秦始皇嬴政当年修筑万里长城，就是很典型的举全国之力的结果。“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相同的地方，就是这种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新型举国体制是对传统举国体制的延续和发展，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一个“新”字上，即在集中方式、力量组成和大事范围上，有新的思路、新的动力和新的举措。新型举国体制既是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契约的力量之源，也是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重大举措。尤其需要通过法治的方式和方法，把经过法治程序确定下来的共同奋斗目标，用“编制发展规划”（如“五年发展规划”）的方式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使这种举国目标获得民意基础和合法性保证，形成全国人民勠力同心的共同意志和发展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行的新型举国体制，实践证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可行的实践方式和成功模式，是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一种崭新路径，是执政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重要法宝。新型举国体制具有宪法基础和宪法地位，由执政党统领新型举国体制的全局，解决重大而复杂的全局性难题，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政治运作”，而成为一种当之无愧的宪法实践活动。今后凡属“突破关键技术的重要性决策，抑或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长远性决策，凡需要动用国家力量，都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否则很难做到统筹协调。”即是说实施新型举国体制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进行各方面利益统筹协调的过程，在资源总量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利益做出优先安排，这是我国始终能够保持战略定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制度优势
现代化是一个具有既定战略目标和特定方向、持续不断的有序发展过程。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是“西方经验”“西方化”的代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努力发展的共同方向，但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各国设计、追求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有所不同。”少数依据西方现代化经验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最终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成功地解决了“挨打”“挨饿”“挨骂”三个大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规律，彻底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尤其是突破了它们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垄断权和阐释权，改写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为全世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如果把中国实现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实现的现代化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实现现代化比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大得多。譬如，西欧国家现代化是以千万人口来计算成功的，美国现代化是以亿万人口来计算成功的，中国则是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一个不拉地全部进入现代化，它推动着巨大的人口从偏僻的乡村向城镇有序流动，从根本上解决了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这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伟大创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原始资本积累史，说白了就是一部赤裸裸地对亚非拉人民进行疯狂掠夺的、血淋淋的历史。资本主义现代化促进了西方国家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但是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精神危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制度优势，是保证全体人民过上一天比一天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滋生精神危机的先天性缺陷，“不仅走出了一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道路，也走出了一条超越西方国家现代化既定模式的新道路。”
（四）高质量新发展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根本路径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富裕，它是通过社会生产力
